推荐人：赵嘉敏译言网、东西网创始人

推荐语

1878年，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Paul Gauguin）完成了他一生中最杰出的作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在完成这部作品后，高更深信他的余生不可能再有如此成就，试图自杀，但未遂。

回首我们的来时路：婴儿时期的人类渺小、卑微，他们把自己奉献给神，听从神的召唤，祈求神的庇佑；青年时期的人类羽翼渐丰，他们挣脱了神的羁绊，决心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壮年时期的人类则雄心勃勃地要借助自己的造物，成为神一样的存在。

今天，人类正在与人类的造物——机器——展开一场赛跑。人们在感官上被敌托邦主义（Dystopia，也译为反乌托邦）描绘的地狱般的未来所娱乐，内心里却希冀着成为乌托邦主义（Utopia）所幻想的世界的主宰、不朽的神，行动上则奉行普罗托邦主义（Protopia）的实用和改良原则。

未来究竟是昨日重现还是昨日不再？人们已无暇去顾及。与机器的赛跑使人类跌入了一个身不由己的、越转越快的漩涡。万维网（WWW）在把全球连成一个整体、使人类创造力空前强大的同时，却使我们的个体处在越来越孤僻、越来越自我却也越来越盲从的思想荒原。Adam Gopnik在《互联网如何融入我们的生活》（How the Internet gets inside us）中将之称为“自我逆转”。他写道：“那些通常处于我们内心阴暗处的东西——强迫性性幻想、阴谋、固执狂妄和恋物癖——现在都显露无遗：你只要轻点一下鼠标就能读到肯尼迪的尸检报告，或看到纳粹军礼或被绑架的瑞典空乘。但那些曾经外在的、受制于谨慎和羞耻心等社会法则的东西——尤其是我们和其他人的联系——现在却轻易地内化了，感觉就像纯粹的本能冲动在作祟。”

Gopnik并非要将“自我逆转”归咎于互联网。事实上，他指出，类似的情况在人类历史上已无数次发生。电视机刚出现时，人类也曾经历过今天这般的混乱和茫然。“真正隐藏在电视机里的恶魔正是用户自身的不知疲倦。”

思想的延伸是人类存续的根本。只要思想还在延伸，人类就不会退化为动物，不会被物化为机器，也不会成为机器的奴仆。而思想的延伸，需要我们不时地放慢自己，出离物化的外部世界，寻找内心的均衡。

民国时期的法学家吴经熊先生在他的《超越东西方》（Beyond East and West）里写道：“我们的朝圣之旅，既不是朝东的，也不是朝西的，而是朝内的。”（Our pilgrimage is neither eastbound nor westbound, but in-bound.）

文章内容

互联网如何融入我们的生活

文/ Adam Gopnik 译/ 猪的米

1997年，《哈利·波特》第一部面世，仅仅一年后通用搜索引擎谷歌创建。而赫敏·格拉杰这个迷人的优等生，仍泡在霍格沃茨的图书馆里，在书柜间埋头研究传说中的蛇怪是什么，或者怎样炼制迷魂药。受训的巫师应该要一个魔板，只要在上面写上名字，就会在顷刻之间蹦出来一大堆相关的新闻故事、学术文章，还有图片，这个点子比起魁地奇的扫帚可要HIGH多了。今天，为继续发扬图书馆癖，电影中的赫敏不得不继续沉浸在书海里。而那些当年的小读者们早已长大成人，他们会喋喋不休地问父母：“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她为什么不直接去Google一下呢？”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机器已能超越魔法想象，更加印证了我们生活中信息交流领域的技术革新是前所未有的，这场技术革命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一次社会大变革。

这种变化的程度如此之大，以至于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对其或褒或贬。一系列诠释书籍为何不再重要的书籍的出现成为一种悖论——即使是切斯特顿（Chesterton，英国文学史上少有的博学大师）也无法理解，但它们确实就这样出现了，而且走的还是经典路线：歌功颂德、惶恐不安、冷静清醒，还带着些兴高采烈。当烤面包机发明出来时，不出意外有许多书蹦出来。有的书告诉你烤面包机的出现开辟了早餐新纪元，这在用明火烤面包的时代是做梦也想不到的；有的书告诉你烤面包机的出现会扼杀昔日的创意早餐，因为成天吃着相同的面包片长大的孩子，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手上的面包原来是什么样子；也有的书告诉你烤面包机有时会使早餐变得更好，但有时也会变得更糟，要知道究竟是好是坏你得先乖乖掏钱把书买下来。

那些关于互联网的新书就包括以上三类：我们姑且称它们为无与伦比、宁可没有和缺乏定论（下文分别用A、B和C替代）。那些A的书认为我们正步入一个新的乌托邦，那里信息自由民主，消息会自下而上顺畅传递，爱会笼罩世界，曲奇会自己烤好。那些B的书觉得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的话，我们或许会过得更好，并且即将结束的世界比正在兴起的世界好得多。那些C的书坚持说现代社会像互联网这样的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出现，梳理数据和连接用户的新方法总能使一些人激动不已，而使另一些人不寒而栗——但这种事的发生正造就了我们如今现代的时刻。一个人的期望可能会和A不谋而合，他的大脑则站在C一边，那他的内心呢？好吧，读过20多本书之后，他的内心将会倾向于支持B，然后缩回来找一个更有归属感的地方。

互联网促进自由？

在那些A主义者之中，纽约大学教授克莱·舍基——《认知过剩》一书和许多文章博客的作者，宣称数字千禧年已经到来——是最春风得意并且最自信的一位。舍基相信我们正处于汹涌的民主信息浪潮的顶峰：古登堡的活版印刷术促成了宗教改革的发生，宗教改革又导致了科学革命的发生，科学革命导致了启蒙运动的兴起，启蒙运动创造了互联网，随着进展一步步推进，自由度也越来越大。虽然这个过程可能要花一点时间，但这一新型认知技术以全新的方式将人们汇聚在全新的群体中，必然会带来更多的自由。

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民主且自下而上的信息新秩序得以迅速产生的观点，是对事实的严重扭曲。如果印刷术促进了宗教改革，那么它促进的最伟大的思想之一，将是反犹太专制主义。然而紧随宗教改革之后的不是开启文化自由和开放新时代的启蒙运动，而是反宗教改革运动。反宗教改革运动也通过印制书籍散播其思想，向世人宣扬改革主义者是怎样的蠢货，从而引发了长达百年的宗教战争。即使在两个多世纪后的18世纪50年代，仍可见伏尔泰在他的书中描述持“异端”的人被火活活烧死的恐怖现象。

当然了，如果你把时间拉得足够长，并对起因不那么在意的话，你可以给印刷术戴上任意你喜欢的头衔。但现代意识的所有媒介——从印刷机到收音机和电影——都被独裁反动派接着是现代极权主义很欢乐地拿来压制自由并强制统一不同意见，正如被自由主义者拿来扩张一样。

即使是后来，羽翼丰满的极权主义社会也不会焚书。他们只是选择性地烧毁一些书，然后让印刷机开足马力印刷他们的书，数量如此之大以至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据说斯大林在印的书比阿加莎·克里斯蒂还多。（回想一下在《1984》中温斯顿的女朋友在“内党”领袖“老大哥”的出版社工作的情景。）如果你想将一切好事都归功于印制的书籍，或任何机器生产的东西，你必须也要让它对坏结果负责。

互联网肢解世界？

那些由B主义者写出来的书比由A主义者写出来的更加动人，原因和托马斯·格雷直到入土之后才迎来他的巅峰时期是一样的：失去总是伟大的诗歌主题。尼古拉斯·卡尔的《浅滩》、威廉姆·鲍尔斯的《哈姆雷特的黑莓》和雪莉·特克的《一起孤独》都对这样一种观念感同身受，那就是一直存在着的、你用紧绷的神经和失去的读书时光和破碎的关注换来的“黑莓和即时信息世界”，并不值我们付出的那些东西。

上面三位B主义者每个人的故事都大同小异。卡尔最关注的是互联网肢解我们反省式思维的方式，它对这一状况在他的生活中如何发生的描述让人感同身受又感到些许凄凉。

鲍尔斯的想法则更多地以家庭为中心，也更加实际。他动人地重述着家庭生活如何永无止境地被智能手机和电脑屏幕的问题所摧残。

雪莉·特克在《一起孤独》中动情地讲述了传统的阅读文化如何被远程互联网文化摧毁并取代，书中引用的一项研究显示大学生的移情能力显著下降，他们显然“很少认为换位思考或者理解他人是很弥足珍贵的”。

从约翰·布洛克曼那些关于互联网的作品和他的思想中透出这么一点，那就是当人们极力描述他们被互联网拉进来的状态时，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破碎和分离的极其熟悉的图景中来。生活曾经是完整的、连续的、稳定的；但它现在支离破碎，一块一块碎片在我们身边闪闪发光，生活不再稳定，而且再也补不起来了。

我们如此深陷于这种破碎感，以至于回首过去把它归咎于过去无法制造的机器。常言道：如果你只有一把榔头，那么万物看上去都像钉子；那么，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破碎了，那么每台机器看上去就像打破它的那把榔头。

互联网包罗万象？

最后一类C主义者考虑新数字时代时，正是这样的直觉打动了他们。他们认为一种让人眩晕的过载感正是当代的主要感受。

关于思想和机器、快乐和悲伤的联系的作品让我们有了一个更广阔的思维：在任何时刻，我们最复杂的机器会被当作人类智慧的典范，而不管孩子们喜欢什么媒介，都会被当作我们愚蠢的原因。在自动织布机存在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就像是自动织布机；由于织布机时代的年轻人喜欢读小说，而正是廉价的小说让我们的思维退化。当电话交换台存在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就像是电话交换台，并且在同一个时间段由于五分钱娱乐场处于统治地位，电影让我们变得更加木讷。当电脑主机到来、电视机成了孩子们喜爱的东西时，思想就像是一台主机，而电视则是我们愚蠢行为的驱动器。一些机器显示出我们还有思想，而一些由机器转化而来的娱乐设施却一直说我们没有思想。

仗着这些类比，C不屑地笑笑，对B说：“是啊，一些新机器是在毁灭万物，这些事情我们都经历过。”但B可以反击说：“可如果说是互联网在搞破坏呢？”

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它最开始是怎么会发展成这样的？数字世界是新事物，互联网时代真正的得失不在被改变的神经元或移情测试中，而在于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我们心情、生活和感觉产生的细微改变。比如说有这么一种简单而又鬼魅的感觉：互联网使我们仿佛居住在一个人声嘈杂而又无边无际的图书馆里——就好像一个人每晚都睡在大学图书馆的书架间，周围满是各式各样的书，人们的争辩声不绝于耳，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这里有社会学书、科技书、昔日的乐谱和菜单，你可以随时去期刊室读《新政治家》上的老文章。（你还可以大声地和隔壁阅读室的朋友说悄悄话，询问曲棍球赛的比分。）意识到互联网就像图书馆让你离真相又近了一步。住在图书馆里是件新鲜事，但图书馆本身一点都不新鲜。

互联网是恶魔？

我们现在身处的不是思想延伸的时代，而是自我逆转的时代。那些通常处于我们内心阴暗处的东西——强迫性性幻想、阴谋、固执狂妄和恋物癖——现在都显露无遗：你只要轻点一下鼠标就能读到肯尼迪的尸检报告，或看到纳粹军礼或被绑架的瑞典空乘。但那些曾经外在的、受制于谨慎和羞耻心等社会法则的东西——尤其是我们和其他人的联系——现在却轻易地内化了，感觉就像纯粹的本能冲动在作祟。

社交网络和社交圈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东西，因为社交圈的作用是限制我们的嗜好，而社交网络则会拓展它们。我们内心中的东西只需一次鼠标点击就能暴露出来，而外在的东西要内化到我们心中则要费很大功夫，要一个人自己去体验。自从互联网到来之后消失的安详宁静之感亦是如此。

压迫我们的不是一些特殊的恶魔，而是机器的全景存在性。只要简单地减少机器的数目就能朝缓解混乱这个目标前进一大步。但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另一件可能十分显著的事情，就像狗在夜里不叫一样诡异。在“从未更好”主义丛书中，电视机从来就不是稀缺物，也没有被忽视过；相反，威廉姆·鲍尔斯在《哈姆雷特的黑莓》一书中，描述他的家庭为了能过上一个不插电的星期日而作出的一项决定，他告诉我们说无屏幕协议不包括电视机：“对我们来说，看电视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在一起的体验，可以让所有人都聚起来而不是各顾各的。”

但是我们现在所声讨的关于互联网对“内在性”的毁灭在几十年前却是用在电视机身上的，而且程度相当。杰瑞·曼德尔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削减电视的四个理由》揭示出了电视让人上瘾的本质和它对观看者内心生活的毁灭；不久之后乔治·特鲁提出电视导致了语境的丧失、框架的瓦解——简而言之这正是互联网现在正在做的事。

现在电视机就像是墙角处一个无害的小壁炉，一家人挤在那里一起看《我家也有大明星》。电视不只是听话的，它还是确实亲切的。这让你觉得它以前背过的坏名声不是因为它的本质是坏的，而是因为它无处不在。一旦它不再是全部，它就是普通的事物了。真正隐藏在电视机后的恶魔正是用户自身的不知疲倦。一个没有肉吃的周一对于一个被强迫的素食主义者来说是好的，因为它通过防止吃货们大吃特吃来缓解食物链的压力。同样的，一个不插电星期日要比完全远离互联网要好，因为它证明我们离开屏幕也过得好好的，即使只有一天。

20世纪90年代的赫敏从未得到她的iPad，未来还要在书架间待着。但幻想中的新互联网时代的工具可能已经到位。对于互联网而言，屏幕就像托尔金《魔戒》中的真知水晶球——一块能让巫师看见整个世界的“预见石”。它有强大的魔力，巫师能看透整个世界。但是风险也是真真切切的：邪恶的事物在大量呆板的好东西的衬托下变得更加栩栩如生。危险不在于用户会失去对世界的认识，而在于他们会整个失去均衡感。你可以这么想：魔多的军队不仅数量众多并且气势汹汹——他们确实这样，而且无穷无尽还是无敌的——事实上他们不是。

思想比承载它们的东西更加重要。新发明可能会塑造我们的意识，而正是我们的意识制定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信条。每个吃早餐的人都知道，烤面包片实际上与面包质量的好坏、怎么切片，甚至烤面包机没什么关系，因为一个人不能仅仅依靠烤面包片活着，真正的原因完全在于黄油。

节选自文章《互联网如何融入我们的生活》

译言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