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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部正雄（1915－2006）是日本著名禅宗哲学家、作家，原奈良大学荣誉教授，是日本现代著名禅宗思想家铃木大拙(1870－1966)的得意弟子。阿部与铃木一生致力于禅宗思想研究与传播，在西方学界享有盛誉，被认为是20世纪把禅宗思想引入西方的重要人物。

对一般人而言，“禅”似乎总是与“抖机灵”有不解之缘。初识禅宗的人，往往对《六祖坛经》中著名的偈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印象深刻。表面上看，这种空灵、豁达、通透的语言，将有无之“悟”说到“无话可说”的地步；将离弃之“执”刻画到“言语之外”的境界。

东方智慧中的“存在”，往往与逻各斯传统的“存在”观及其嬗变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在智辨之余，处处显现对“觉悟”的纠结和惆怅，山水和写意是这种情怀的倾诉之地；后者则往往在灵思之外，难掩对“语音和文本”的痴迷，线条、透视、建筑、机器是这种痴迷的宣泄之所。

阿部正雄这部著作，横贯东西文化对“存在”、“有无”的思考，但绝不是将二者对立起来，条分缕析；而是发现了此中有彼、彼中见此的镶嵌景观。这或许是全书最值得体味的地方。

文章内容

禅与西方思想

文/ 张汝伦

按照西方人类学家雷德斐尔德（Robert Redfield）的文化大、小传统之说，可把哲理化的儒学、道家、大乘佛学中的自力圣道门等归入作为精英文化的“大传统”中，把宗教化的孔教、道教、佛教中的他力净土门及民间信仰等归入作为通俗文化的“小传统”中。佛教大约在公元前后传入中国，东汉以后数百年的战乱割据和社会动荡，使主流文化儒学失落，以标榜神通异能为趋向的小乘禅学和依靠他力救拔的净土信仰迎合了中国文化中原为儒家主流文化所掩盖的崇尚神异事迹、探究神秘世界的潜流，大乘般若学亦借助天马行空般的老庄玄学而传播。随着大批知识精英加入佛教传播行列，开始用中国的社会伦理思想和思维方式改铸印度佛教，佛教逐渐走向入世、注重伦常日用和清通简要的道路。与此同时，佛教哲学也刺激并充实了中国“大传统”文化的复兴与重建。印度佛教为中国文化的大、小传统分别迎拒选择，既填补“大传统”遗漏的精神空间，又为“大传统”所吸收改造。就在中印文化双向选择、相互融合的过程中，遂产生出禅宗和宋明理学。

禅宗的理论基础和特点

“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代表着禅宗成熟期的思想。禅宗把其他佛教宗派称作“教门”，即依靠语言文字传授，而禅宗是直契佛心，故称“宗门”。禅宗反对拘执文字和经典，但并非全然放弃经典。菩提达摩和以后各祖，皆以《楞伽经》来印证自己所悟，慧能以后则改以《金刚经》印心。大致可以说，禅宗以大乘的般若空观为理论基础，融合了中国儒家（尤其是孟子）的心性论和老庄的自然主义态度。铃木大拙指出：“禅本质上是洞察人生命本性的艺术，它指出从奴役到自由的道路。”

作为佛教的一个派别，禅宗首先关心人的终极解脱问题，即如何达到像临济所说的那种“无位真人”境界，能够“随处作主，立处皆真”。阿部正雄引述铃木大拙“临济宗历史性的成功可说基本上源于对‘人’的认识，它的未来命运也将有赖于对此认识的活生生的把握”一段话，实际上含蓄地纠正了铃木以往过分渲染顿悟的偏颇。

常有人把顿悟视为禅宗的目的，其实顿悟并非禅宗首倡，晋竺道生早就提出顿悟成佛义。西方人常将顿悟解释为一种电光石火般瞬息间的直觉。其实，顿悟在禅宗里有“迅速地体悟”、“不依固定修行阶次的体悟”和“不拘时间场合运用于平常生活中顿悟”这三层含义，而禅宗的重点是在悟后如何重新面对人生和世界。禅宗的根本任务就是如何在现实生命中动态地把握住超越的佛心佛性和内在的本心本性的终极合一。在哲学史上，由于禅宗的这一挑战而在本体论上深化了儒家的心性论，完成了沟通中国思想中的宗教解脱与哲学智慧的历史使命。只有把握住禅宗向上和向下两门，才能理解禅为何在现代依然焕发异彩。

禅宗的顿悟解脱，在哲学上把佛教的佛性论思想大大推进了一步。传统的大乘佛教虽宣扬“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但这“佛性”只是众生成佛的一种可能性，一种主体在修行“途中”意欲实现的目标。在时间上，须经历转染成净、转迷成悟、转凡成圣的历劫修行过程；在空间上，众生所居的世间与佛土仍隔着遥远的距离。禅宗把“缘起法”运用到包括人与佛、世间与出世间的一切领域，从而克服了主体与客体、可能与现实、现在与将来等二元对立的困境。道元以创造性的诠释方法，故意“误读”传统经典，从哲理上解消佛性的实体性，以“悉有佛性”和“无常佛性”的动态整合概念，使主体在当下现成的每一瞬间把握住无限和永恒，如此则使佛性现成于无常、涅槃落实于生死、理想成就于现实、证悟伴随于修行。

慧能曾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顿悟是依般若智慧的作用，完成从凡到圣的转化，但悟道者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按照大乘的“慈悲”立场，仍须“来这里行履”。故铃木大拙激赏赵州从谂为救度众生而甘受轮回之苦的精神，“我若不下地狱，阿谁等着救度汝等众人？”而悟道与度生并非高深莫测之事，它就体现在担水砍柴的日常生活之中。未悟道前，山是山，水是水；悟道之后，山还是山，水还是水，只是迥异于开悟之前的境界。禅宗常说“饥来吃饭，困来即眠”，“平常心是道”，并不是使“道”庸俗化和局限在日常生活之中，而是在平常生活中显出高远境界，出之努力而又忘却努力。这也就是临济所说的“无事是贵人”，致力于悲智双运，而又成功不居，淡然处之。“终日不离一切事，不被诸境惑，方名自在人。” 这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起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

禅基于“自我觉悟”，是悲智双运，在生活中当下体悟世界本来面目的一种活泼泼的哲学。禅宗讲究“活泼泼的”，就是解粘去缚，对任何东西都不可执着。

我国的禅宗极盛于唐宋两代。那时朝鲜、日本都不断派僧人来留学求法。本书中重点提到的道元，就是在我国南宋时代从日本来华，向天童如净学习了曹洞宗的默照禅，回国后建立起曹洞宗的传承。我国禅宗另一派临济宗，也由日僧荣西传入日本。

本世纪初，日本冈仓天心、释宗演和铃木大拙等人相继把禅宗传到欧美。1927年，铃木的《禅佛教论集》在西方出版后，被历史学家怀特（Lymn White）称为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意义之大一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译介。铃木大拙阐发的禅之悟性，突破了西方思想的蛹壳，使东西方思想在更深层的心智领域中交融。海德格尔晚年偶读铃木的禅学著作叹道：“如果我对铃木的了解不差，他在书中所说的，也正是我这一辈子在自己的论著中所想表达的东西。”精神分析学家荣格、弗洛姆等人或为铃木的著作作序评介，或与铃木合著禅学著作，在以西方思想分析、诠释禅学的同时，力图以禅的精神匡济西方世风和思想。在今天的西方，禅已蔚为显学，大批禅学著作出版，禅学机构和禅定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禅已渗透到西方的哲学、宗教、艺术、医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各个领域。对于今天的西方人来说，禅已不仅仅被当作一种新奇的东方舶来品，而是要以西方的思想习惯和语言对禅进行改铸，使禅成为西方人自己的心灵创作和表现。

阿部正雄的壮志宏愿

阿部正雄撰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探讨禅能否为未来人类心灵提供一个安身立命之处。要这样做，必须对佛教和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思想进行比较和对话式的研究。

无论东西古今，人都存在着共同的永恒问题，即生命的“存在”问题。阿部正雄在本书的重点《禅与西方思想》一章里，把现实与理想、内心与超越、个别与普遍、暂时与久恒的相峙，归结为事与理之间的对峙。正如作者指出的，东西思想的根本差异，在于对理（即理念）与普遍的具体理解，也就是如何把握绝对的问题。阿部正雄举亚里士多德的“存在”、康德的“应当”和龙树的“空”，作为人类在思想和存在上为解决事与理、特殊与普遍的矛盾对峙的三个根本范畴。但是，由于西方这两个基本范畴所体现的实体性和主客二元性，仍无法摆脱人存在的根本困境，也就是怎样使人成为绝对者。那么，兼顾宗教解脱与哲学智慧的禅的“空”或“无”，能否为当今和未来的人类提供一个“精神家园”呢？

在此，我们不妨先看一下铃木大拙关于东西方人对待事物态度的阐述。他举日本17世纪伟大诗人芭蕉的一首俳句和英国诗人丁尼生的一首短诗作为对比。两首诗的题材相仿，都是诗人看到一朵野花时的感受。铃木指出，对于同一朵野花，东方诗人芭蕉的态度是把自己与这朵花融为一体，不赞一词，从中感受到自然血管中的每一脉动。而诗人丁尼生则把这朵花与自己对立起来，要用知性、分析的方法，“连根带花”把它彻底研究一番，这样他就把生活与感受置于一整套分析之下，以满足西方寻根究底的精神。从这两个诗人对待一朵野花的不同态度，反映出东西方趋近实在的不同特征。铃木认为“西方的心灵是分析的、分辨的、分别的、归纳的、个体化的、知性的、客观的、科学的、普遍化的、概念化的、图解的、非人性的、墨守成规的、组织化的、应用权力的、自我中心的、倾向于把自己意志加诸他人之上的等等”；而东方人的特点则为“综合的、整体化的、合一的、不区分的、演绎的、非体系的、独断的、直观的（或毋宁说是情意的）、非推理的、主观的、精神上个体化而社会上则是群体心理的，等等”。

阿部正雄并不满足于这种泛泛而谈，他在哲学上深入剖析了东西思想的结构性差异，同时也指出东西思想的差异并不是截然判分的。在西方思想中，亦存在着突破西方传统思维结构的潜流，否则就不可能接受东方的禅思想，而禅若要成为东西方思想之间的桥梁，它本身也要作出重大变革。

阿部正雄指出，康德以来的西方哲学经历了一条摸索徘徊的道路。尼采与海德格尔对“非存在”与“无”的探讨，显然是在“存在”与“应当”之外的另辟蹊径。它显然回应着东方禅佛教“无”的立场，但他们都不能完全摆脱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路径。而禅宗超越思与不思的非思量立场，将能有效地克服西方的实体性思维。阿部显然清楚地了解印度禅演化为中国禅宗的历史经验。要使东方禅宗思想为西方人接受，必须适应西方人重逻辑分析的特性。故他在本书介绍禅学时，运用西方哲学的思辨结构，进行严密的逻辑论证，他不像他的老师铃木大拙那样，企图以禅包摄西方学术，他认为禅若想真正适合当今人类的需要，它也必须把西方的“存在”和“应当”的观点包容于内，充分认识到人类思想中的肯定性和创造性方面。

东西方文化各有其渊源和背景。一般来讲，源自希伯来和希腊传统的西方文化关心对自然的认知，较重对物之学；我国在“五四”以前作为主流文化的儒学关心道德人格的成就，较重对人之学；印度文化关心自我的解脱，较重出世之学。当前全人类正面临一个全球化时代。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以前关山阻隔的各民族联结为一个具有共同命运的整体。因此，势必要有一种新的精神世界作为全球化时代的真正的文化基础。

当前的一体化世界，主要是西方工业化的产物。现代工业化社会中出现的科学主义、机械主义和客观化思想方式，已经割断了人们与精神家园的古老联系，无“家”可归已成了这一时代的象征。阿部正雄贯穿全书的主旨，就是试图奠定一种“人格主义的宇宙论”或“自我觉悟的宇宙论”，以解决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道德沦丧、强权政治、核战争威胁等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为人类社会和历史提供意义、目的和方向。

节选自《禅与西方思想》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