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人：易欢欢     宏源证券研究所副所长

推荐语：

银行业的稳健经营绝对是关乎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银行对企业端的生产经营的帮助主要体现在融资方面，产融结合一方面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帮助企业实现规模化生产；另一方面，金融绝对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依据。随着我国信息化建设的进程加快，大数据、云计算、宽带等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传统产业为适应经济快速发展，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互联网+金融+X”的商业模式将成为传统行业转型的核心关注点：企业凭借自身在行业产业链中的位置和优势，把握行业核心数据，通过互联网手段盘活或者扩大数据资产，利用金融工具实现行业内部资金的优化配置，提高资金效率，用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影响传统产业的销售、流通、融资、物流交付等环节。

金融行业由于体制因素等原因长期以来存在结构失衡，20%的大企业占据了80%的金融资源。融资问题一直制约着我国传统企业的发展，一方面来源于资金需求方与供给方的信息不对称，由于信用的无法标准化衡量将众多有融资需求的企业挡在了传统金融机构的门外。互联网这一工具对应的是大数据，可以很好地帮助信息流实现快速及时准确的调用。另一方面，产业互联网内部可以实现资金流的优化使用，优势企业通过自身产业链位置分析、互联网产生的数据分析，结合金融支付和融通的功能，通过资金流调动其他生产资料流动，辅以线下物流的配合，来推动整个产业的升级。

文章内容

扮演先知的银行

文/ 樊夏

两个彭博社驻华记者——孙德生和傅才德，用一年半的时间，从湖南小城娄底行至埃塞俄比亚的中国工厂，采访完成了一本关于世界最大开发银行的书。在这本《中国超级银行：债务、石油和影响——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如何重塑金融规则》中，他们抛出两个引起关注的观点：

1.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国开行）帮助塑造了中国的地方金融体系，这一金融体系在过去十年内，决定了中国面对世界经济形势变化时的对策和命运。

2.国开行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为超过世界银行的最大投资人，这一身份也帮助中国企业拓展原材料供给和市场，提升作为一个大国的全球影响力。

“我们意识到从国开行身上能读出很多关于中国的玄机，窥见过去10年在中国发生的很多变化。”孙德生感叹，“国开行是中国城镇化的中坚力量，同时，它的发展伴随着中国国际化的历程，伴随无数企业走出国门。”

傅才德在美国广播电视主持人Charlie Rose访谈时曾指出，国开行超过3/4的贷款都在中国国内。国开行向地方政府放贷，帮助掀起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风潮，从高速公路，到运动场馆、地铁、公寓，它使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为一个城镇化的国家。

这几年，在国内，国开行顺应趋势，成为城镇化运动这一经济增长点的新推力。而经济的腾飞又有助于稳固政局；面对全球市场，国开行将作为“先知”的领路人角色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研究员Erica Downs也特别强调，国开行最初的业务几乎完全集中于国内建设：“它最初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中国经济腾飞的关键角色，后来才逐渐走出国门。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它登上国际舞台，成为一个重要的借贷者。”中国因为有这个金融系统，经济很快复苏。“过去5年，它帮助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国门。”

“同西方银行不同，国开行大量给发展中国家放贷，比如委内瑞拉、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和资源项目。”孙德生说。它帮助非洲国家发展制造业，也为中国企业寻找便宜的原料和劳动力供给、拓展市场。“国开行也支持了芜湖当地的汽车生产商奇瑞。”孙德生说。

2006年，奇瑞进驻委内瑞拉，2011年8月在此设工厂。截至2010年6月，国开行都是奇瑞最大的债主。在国开行支持下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还有通信企业华为、中兴。2007年，中非发展基金在北京设立，用于促进中国对非洲的援建投资和中国企业的向外扩张。这个总额达到50亿美元的基金全部由国开行出资。“很多西方投资者曾认为很难在非洲赚到钱。但中国在此有优势——中国也许可以得到许多在非洲投资的经验。”孙德生指出。

成立之初，国开行如同一个政府部门。它的项目由政府指派，发行的债券由其他银行遵照行政命令购买。然而中国的国有经济主导模式在当时已经面临挑战。仅仅“十年内，国开行已经成长为中国全球扩张和国内复兴的金融助推器”。“国开行成立后，在1994年至1998年4年间，并不成功。”孙德生说。国开行前任董事长陈元曾指出，国开行当时对很多借方来说就是第二个财政部：“他们认为这是免费午餐，借钱不需要还贷。”

1997年，国开行的坏账率是42.7%。按照国际标准，低于5%坏账率才被认为是健康的金融系统。这样的状况让陈元初接手时“感到很头疼”。“我为自己和国开行设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成为一间真正的银行，而不是政府的ATM机。”陈元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为达到这个目标，他大胆和强势推进国开行的改革。他引入了完善的借贷资格审查和贷款风险评估机制，每项贷款要接受四轮审查，而不再仅仅依照政府的命令行事。银行高级官员实行轮岗，以杜绝与贷款者建立关系。“他能避开利益冲突，并敢于说不。”书中说。陈元治下的15年，国开行从一间“僵尸银行”变成了如今这个专业的全球化银行。2012年，国开行的不良贷款率是0.3%，连续31个季度低于1%，净利润631亿元。

2013年4月，68岁的陈元从国开行董事长的岗位离任，由原交通银行董事长胡怀邦接任。胡领导下的国开行是否能继续顺利成长，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陈元主持建立的国开行运营模式的考验。按照世行经济学家William Diamond的说法，“投资居于经济发展的心脏地位”，国开行的成功在于过去15年，它号准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但书中也担忧这个成就“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国开行面对新的经济格局和发展阶段，需要对自身角色加以调整。”Erica Downs指出，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到了转型期，“中国的发展模式在过去很长时期内非常成功，但它已经走向尾声。中国不可能持续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而要逐渐向服务业和国内消费转型。国开行过去所扮演的主要角色，诸如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不可能持续成为它的业务主体。毕竟可以修建的道路和机场都是有限的。也许，它将更多地投入海外业务。”

节选自文章《扮演先知的银行》

《商业周刊》2013 年第1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