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人：周筠  出版人、JUST PUB创始人

推荐语：

巴菲特的合伙人查理·芒格是个传记书迷，他常说，要想让人们认识有用的伟大概念，最好是将这些概念和提出它们的伟人的生活和个性联系起来。

《沈宗瀚自述》是一套让人相见恨晚，但也庆幸毕竟没错过的好传记。

早年读沈君山的《浮生三记》，知道他父母都是民国时期的农业专家，为农业育种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但读了《沈宗瀚自述》，才进一步理解了为何会有“民国黄金十年”之说。因为从沈宗瀚笔下，几乎可以看到“民国农业黄金十年”的详细发展历程。

“金大执教”一章，如胡适先生序中所言，写的是民国黄金十年中国教育史的一页。原以为这些内容会有些枯燥，孰料不仅因沈宗瀚善取舍素材，且凡举例必附详细严谨的数据资料予以佐证，还因其文学功底深厚，使其叙述既让人信服，还令人流连。读他的自传，是头脑和心灵的双重享受。

1926年，留美归来，初在金大执教的沈宗瀚，时年三十三岁，风华正茂，年富力强。在美受到的严格学术训练，让他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他确信，农学生应多读数理化的功课，借以立好科学基础，训练理解能力。对这一点，他不仅言传，更有身教。当时，身为金大教授的他，深感自己数理基础欠佳，于是一边执教，一边在金大旁听数学班的大代数及微积分。金大教授还旁听，让人啧啧称奇。

除了重视学生的理论功底，沈宗瀚还特别重视训练学生的田间实践能力。他常带领学生赤脚到水田拔秧及插秧以做水稻育种试验，久而久之，师生关系极为亲密。

这样一位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好教师，自然会培养出精兵强将。他最得意的门生和助手马保之博士回忆说：“我从英国回来后，他派我在中农所麦作系工作，他的工作要求和原则，仍没有变，规定三点：一是播种工作必须亲自下田，虽拥有博士学位者，也不例外；二是抗病育种，一定自己做记录，不可交给工人；三是收获工作，也要亲自动手，不准假手于人。”

在金大，沈宗瀚一边教书，一边坚持做农作物育种研究。他很早就认识到，改进中国农业的关键，首先在于增产，而增产以改良品种入手为最易。常言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却原来育出一个农作物良种，也需十年！育良种期间，绝不可错过天时，不能有半点疏忽，否则前功尽弃。读这一部分内容时，甚至会因行文的紧张节奏而屏住呼吸。看这段——如在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收获时期，遇到霉雨连天，迟割的麦子在穗上可能发霉或发芽，真使我焦急万分，故遇到天气骤晴，即要抢割试验小麦。

有时，育种的障碍还来自人事。缺乏远见的短视带来的阻力，殊不易克服。而沈宗瀚抱定终生为中国农民服务的信念，不急不躁面对所有障碍。他既善于等待时机以利促成各方合作，也敢于在关键时刻顶住压力，阻止继续进行那些耗资巨大却对中国农民毫无益处的农业试验。此时的金大，得到了来自欧美，尤其是美国农业界的鼎力支持，中美学者、科学家之间交流合作不断，当时的国民政府不乏有识之士，还有晏阳初这样热心乡村建设和教育、富有远见的社会贤达的积极呼应。这一切，强有力地支撑着沈宗瀚和他的同事们坚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集中力量做对中国农业最有价值的工作。这样的坚持，最终成就了“民国农业黄金十年。”

文章内容

我的金大执教

文/沈宗瀚

      私立金陵大学位于南京鼓楼，由美国教会捐款设立，创立于一八八八年，最先为汇文书院，设于南京乾河沿，于一九一〇年与宏远书院合并，而改称为金陵大学。民国十六年十一月初旬，我自美来校，任农学院（金大于十七年向教育部立案，农科改称为农学院）农艺系副教授，教遗传学与作物育种学。

我在金大教书，要训练人才备为改良农业之用，并做实地研究改良工作为科学农业奠立基础。常以实地研究资料充为教材，使学生了解书本的知识与田间的事实相符合，引起他们读书与实地研究的兴趣。他们有时遇到田间事实为书本所无者，我常鼓励他们自己研究，亦引起我的研究兴趣，故教书与研究是相互关联，相得益彰。

我的教课以遗传学与作物育种学为主。遗传学是在农学院三年级第一学期，讲演三小时，实验三小时，计四学分。作物育种学是第二学期，亦为讲演三小时，实验三小时，计四学分，为农艺园艺及植物病虫害之学生必修课。讲课为星期一、二、三的早晨八至九时，试验为星期三下午。

我的遗传学讲演是仿效康大弗莱斯（C.A.Fraser）教授之方法，并以我的康大笔记与薛纳德的遗传学原理（E.W.Sinnott and L.C.Dunn:Principles of Genetics）为主要教材，以新近重要文献，逐年补充。

我记分数方法以实验及口试各三分之一，季考及学期考为三分之一。我与学生互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考试要绝对诚实，作弊即为零分。在十一年内，未有一个学生触犯此规。

我讲解时对于已知的理论尽量说明，对于当时不能理解的事理，如生物突然变异，数量性状的多数遗传因子，玉米杂交第一代优势等原因，亦尽量指出未知的事理，尚须遗传家继续研究，勉励学生做继往开来的研究工作，以发明个中原因。 他们提出问题，我能答者答之，不能答者告以参考丈献与研究方法。他们有时以不能答者做论文题目，研究试验，很有意义。因我深信教书讲明已知的学理固然属重要，然而指出未知的事理，启发学生好奇研究的兴趣，亦属重要。

金大农学院以二百学生为限额。农艺系包括育种、土壤、肥料、作物，在民国十五年以前，由芮科长及利且（G. Ritchey）教授教课，仅得主科学生三至五人。

十五年我的遗传学第一班学生约七人，十六年秋为十二人，作物育种班学生大约与遗传班同。以后学生逐年增加，到民国二十年达五十余人，还有几位旁听，口试不能人人问到，我的精力难以贯注到每个学生，实验材料亦不够分配，故我设法限制每班四十人。三年级遗传育种班与四年级讨论会及论文学生共约七十至九十人。我的受课学生，有数年几占农学院全体学生的半数。农学院除农艺系外，有园艺、植物病害、昆虫、农业经济、森林等系。

我常言学生与教师必须同样用功，教学才有进步。上课先点名，迟到旷课均记点名簿上，送教务处处理。金大教务处以认真著名的，照章扣分无误。我极少缺课，学生亦极少缺课，因功课前后均有联系，前面不清楚，后面更难了解。

      民国廿二年十一月某星期六下午补授遗传学实验。我以自交与杂交玉米讲解玉米杂交第一代优势之事理，而金大足球队与上海圣约翰大学于三时起比赛，金阳镐是金大中锋大将，正在上课，二时半左右，体育教师徐绍武来教室嘱余放金去赛球，我答须有教务处来信，待徐取信来，余始准金去。

下星期一班上口试杂交优势，金不能答，得零分，而学期平均分数彼亦仅得“丙”。彼自此退出球队。于是第二学期作物育种学便得了“甲”。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学生，我平日很喜欢，但从不放松教诲。

我教书一方是给学生科学训练，一方亦愿引导学生做一个有用的好人。故除功课外，注意他们行为思想。我在校有我的办公室。除在田间工作外，终日在此，学生可以随时来质疑问难。我有时问他们家庭状况及将来计划。他们多坦白畅言，天真可爱。

在金大教书时期，中央大学农学院常约我参加作物育种专题讨论班。十八年秋起，我曾兼课一学年，利用金大星期六下午休息时间，去授课二小时，讲解小麦育种与田间试验方法。

我的研究兴趣不下于教书，教书是对人，研究是对物，人自然比物为重，但教书对人的影响，是渺茫不可必，研究可增加对物的知识，是较有把握，且我的性情喜欢循序渐进，追求真理，田野清静，淡泊自由，在求学时代预备一生做一个好研究员，解决若干农业生产问题，故在金大，教书不过占我三分之一的时间，其余的时间均做研究工作。

      我的研究工作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育种工作，就是改良小麦水稻高粱的品种，以增加产量改良品质为目的，这是我的主要工作；第二类是研究水稻高粱的育种方法；第三类是研究小麦抵抗病害与成熟期的遗传。这三类工作是互相关联的，育种成功的大小缓速，是靠其方法的精确与作物遗传的研究。

除了写一些研究著作外，我尚写了一些通俗的农业文章，如《我国农作物种子改良及推广方法刍议》、《兵农殖边与粮食问题》、《好种子才得好庄稼》、《我国改良种子的重要与农家选种的方法》、《实地改良麦种的方法》、《农业植物生产学一年来之进步》、《改良品种以增进中国之粮食》、《中国棉作育种法之商榷》、《改良品种以增进中国之粮食》、《借用美棉与推广改良棉种》等等。

我的通俗文章均系短文，惟发表于农矿部“衣民”者较长，列为丛刊，由该部技正毛章荪先生主编，送我稿费甚丰，每千字为八元（普通为六元），在经济困难时，对我颇有帮助。

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中央研究院派我作为代表，远赴到加拿大的城市温哥华，出席第五届太平洋科学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我提出了论文三篇：《小麦数量与质量性状之遗传》、《中国高粱育种法之研究》、《中国应用科学所改良之农业》。

民国十六至十九年，我住在金大单身宿舍，靠近鼓楼。我住楼上一个大房间，时六弟学年肄业金大，大哥的内侄吴友三与其女婿郑高翔肄业金陵中学，三人均与我同住一室以省宿费。有时我们仅包白饭，他们烧菜，我出菜钱，以省膳费。同事友好称我的房间为“沈氏祠堂”或“沈氏家塾”。外来友好名人，有时亦下榻我室，倍增热闹。好在我除吃饭睡眠外，自早八时至夜间十时余均在研究室，故室内情形，我不十分关心。

十九年夏起，金大教授们乔迁小陶园宿舍，房间好而小，只容一床一桌一橱二椅一几。我一人住宿，好在弟侄辈亦毕业了，但从此无人照顾我的衣服被褥，早起即赶上第一班，自然无暇折被，我有时换下衣袜亦未交工友去洗，较前更苦矣。

这时期我脾气躁急，夙兴夜寐，工作勤劳。暑假寒假共约四个月，我除旧历过年回家半月外，常在学校。我的助教随我工作，亦辛苦异常。这时期，我补助父母与大哥家用、六弟读书及还留学债务，故经况仍感拮据。

      我在金大的单身生活，久而厌倦。家庭问题经过数年考虑，终因志趣不同，十九年初与吴氏离婚。是年双十节与沈骊英女士结婚。她毕业于美国卫尔司来（Wellesley）大学，研习植物学，得理学士，十八年秋归国，任教于苏州振华女中。十九年夏我与她晤谈数次，志同道合，逐订婚约。

      结婚后，因她任职浙省农林总场，暂在杭州住家，二十年八月我辞该场兼职后，她亦于冬季辞职，迁居南京金大陶园宿舍。她善理家务，布置家庭整洁素雅。此时国防设计委员会月致研究费一百元，我就买了若干贵重农业书籍及美国Marchant手摇小计算机，并且自己设计了一张柚木大书桌及坐椅，她细心布置，使我的书室极为舒适，增加我的工作效率。

我在金大教书自民国十五年三月开始，惟于该年十月间回美，完成学业，十六年十一月返校任教，并主持小麦、高粱、水稻等育种工作，至二十六年十一月，因抗日战争政府西迁，遂辞了金大教职，共计任教十一年。

节选自《沈宗瀚自述》

黄山书社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