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云027

作者: 2014-08-12
认真对待爱因斯坦的玩笑

推荐人:邱恒明 财经书评人

 

推荐语:

看到网络上调侃林毅夫的文章甚多,基本上都针对他预测中国经济未来20年能保持8%以上增长的观点,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林毅夫为什么会如此乐观。

 

有机会详细了解林毅夫的成长经历及翻阅代表性著作《解读中国经济》、《新结构经济学》、《繁荣的求索》后,我认为一些人非常武断地否定林毅夫观点的实际原因是,他们根本没有详细地了解过林毅夫乐观预测背后的系统及逻辑。

 

“新结构经济学”是林毅夫乐观表态的理论支持,“认真对待爱因斯坦的玩笑”一文简要地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并试图解开理论与实践二者永难调和的困境,也就是认真对待爱因斯坦的玩笑:“理论就是你什么都知道但不好用,实践就是什么都正常但谁也不知道为什么。”

 

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评价说,林毅夫的优势在于“他了解文献,见证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并与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讨论⋯⋯他提出了一个令我信服的‘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挑战了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之间的两分法。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过程,只要遵循其比较优势,国家在每个发展水平上都有提高和调整它的最优经济结构的机会。林毅夫认为,这一过程使得国家具有竞争力,能够从技术、产业和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中获益,以尽可能快的方式提升自己的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也就是说,中国完全有可能发挥后来优势,在此后20年中保持8%的经济增长。


正如该文阐述,面对现今全球经济的挑战既需要乐观也需要希望,更可贵的是“我们已经从历史、经济分析与政策中吸取了许多教训去应对这些挑战”。

 

 

文章内容

认真对待爱因斯坦的玩笑

/林毅夫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开玩笑说,“理论就是你什么都知道但不好用,实践就是什么都正常但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什么都不好用⋯⋯而谁也不知道为什么!”   

 

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来看,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持续性增长的战略还需要重新思考,其关键是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在我看来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性的结构变化过程,它不仅包括产业和技术升级以及经济的多元化,还包括就业结构变迁(劳动力进入高生产率的部门),以及“硬件”(有形)和“软件”(无形)基础设施的改善。目前的经济学文献更多关注技术创新,但对同等重要的结构变迁问题却关注不够。

 

《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这本书,认真对待爱因斯坦的玩笑,重点关注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长期发展挑战,并试图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向繁荣之路进行求索的路线图。

 

首先,论述二战结束以来发展理论的演变以及主要理论范式的兴衰。然后从经济发展史、经济分析与实践的角度深入思考经验教训,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成功地实现了增长和繁荣,而另一些国家却失败了。最后,提出一个使发展中国家获得持续性增长、消除贫困并缩小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框架。

 

我的研究结论是乐观的:尽管各国的特定情况与历史往往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中国、韩国、新加坡和其他国家比如毛里求斯的经济表现并没有什么真正神秘之处。我相信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包括那些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可以实现连续几十年8%或以上的增长,显著减少贫困,并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国家。但要实现以上持续增长,它们的政府必须遵循由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在市场经济中使用正确的政策框架推动私人部门的发展,深入发掘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后发优势。

 


      在总结历史与经济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框架——新结构经济学(New Structural Economics)。它强调在经济发展分析和政策制定中必须考虑不同发展水平的结构性特征,并且认为国家作为一个因势利导者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将其落后的经济结构转变成开放市场经济的现代经济结构。   

 

新的思路依然考虑国家间不同发展水平的结构差异,并试图解释它们。这种结构差异并不是源于全球力量在国家间的分布,也不是早期发展理论所认为的是外生决定和一成不变的。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内生于国家禀赋结构(定义为诸如自然资源、劳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并由市场势力所决定。新结构经济学反对“旧结构主义”外生决定的经济哲学,旧结构主义认为贫穷国家必然是一个不平等的世界秩序的受害者,并建议通过政府干预来构建内向型经济。新结构经济学还反对盲目信仰神奇的美德以及完美的自由市场经济,主张在真实世界中发展商业,需要克服外部性并发挥企业和行业之间的协同作用。

 

新结构经济学主要围绕三个要点来组织:   

第一,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一个国家拥有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的数量)——在每一个特定时期是给定的,且随着时间推移是可变的——决定了它的总预算、相对要素价格和比较优势,而且随着发展水平的不同而演变。因此,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在不同发展阶段也有所不同。每一个特定的产业结构都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包括“硬件”或“有形的”和“软件”或“无形的”)来促进其运行和交易。   

 


      第二,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都是一条从低收入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工业经济的连续谱上的一点。因此,传统两个经济发展阶段(“贫穷”或“富裕”、“发展中”或“工业化”)的二分法并不适用。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改善目标的实现,并不必然遵循高收入国家的发展路径。   

 

第三,在每一个给定的发展水平,市场是有效配置资源的基本机制。但是,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要求在每一个新的发展水平上都有产业升级和多样化以及“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这些升级必然产生公司的交易成本和资本投资回报引起的外部性。因此,除了有效的市场机制外,政府还必须进行协调或提供基础设置改善,并对外部性做出补偿,以促进产业多样化和升级。   

 

这些观点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争议,因为来自历史和当代的证据表明,在所有经济成功的国家中,政府都对产业升级和多样化进行了推动。但对于政府是否应该积极参与设计并执行产业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建议,则一直处于争议之中。

 

许多经济学家认同在结构变迁中政府干预是必不可少的这一观点,但仍然反对使用积极的公共政策推动产业升级和多样化。反对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一个一般的框架来指导政策制定。因此,借鉴比较优势理论、潜在后发优势理论以及产业政策的成败经验,总结出一套政府干预的通用原则是十分有意义的。除了对发展理论的讨论之外,还提出了一个易于操作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以帮助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实现人类对繁荣与和平的共同追求。   

在这个从大萧条中走出的世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是多极增长世界的本质特征。展望未来,国际化议程的关键挑战将是如何使用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加速经济复苏,以提升发展中国家未来的生产率,并加强金融部门的监管,以防止新的危机,避免资产的泡沫化。   


      富国和穷国之间合作的经济激励和“回报”是巨大且日益增长的。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增长和更稳定的世界需要有一个共赢的解决方案。世界必须避免零和博弈,如汇率战争、贸易战争或代价高昂且突然的再平衡政策,这些举措看上去有吸引力但实际上弊大于利。有效应对新的多极世界秩序需要新的国际金融安排,以及高收入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结构性改革。   

 

在困难时期,伟大的领导人们已经表达了希望。1940年二战之初,温斯顿·丘吉尔在当选英国首相时向议会发表演讲,坦率地对他的同胞说:“我所能奉献的唯有热血、辛劳、眼泪与汗水。但当我担负起我的任务时,是乐观而满怀希望的。”他后来还写道:“悲观主义者在机会中总是看到困难,乐观主义者在困难中总是看到机会。”前捷克总统和广受赞誉的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认为:乐观与希望的区别在于,乐观主义过于幼稚或机会主义,而希望则是做道德上正确的事情:“希望与乐观是截然不同的。它不是坚信某事会有圆满结果,而是确定某事有意义,不管结果如何。”   

 

今天的全球经济挑战既需要乐观也需要希望。幸运的是,我们已经从历史、经济分析与政策中吸取了许多教训去应对这些挑战。

 

节选自《繁荣的求索》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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