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伊恩·布鲁玛
　　翻译：  陶小路/《东方历史评论》
　　在唐纳德·特朗普古怪的选举活动中，最奇怪的事件之一发生于8月24日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一次集会上，一位看起来相当高兴的英国人出现在了这里，这个英国人是法拉奇。特朗普向人们介绍他为“英国退欧背后的男人。”人群里的大多数人可能完全不知道这个英国独立党领导人是谁。然而，他站在那里，咧着嘴笑，大声喊着：“我们的独立日”、“真正的人民”、“正派的人民”、“普通的人民”要和银行、自由派媒体以及政治体制对决。特朗普脸上挂着夸张的笑容，拍着手向人们承诺，“再来一场 ‘英国退欧’！”
　　英国退欧本身不是我在这里想讨论的内容——英国银行、商界、政界和知识阶层的精英几乎普遍反对英国退出欧盟，然而公投的结果却是脱欧派以微弱优势获胜。特朗普在他的演讲里高声赞扬了法拉奇，因为法拉奇“尽管面对种种辱骂，面临重重阻碍”，依然取得了伟大胜利。他心里想的“辱骂”是什么很含混，但是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明确的：他自己的胜利会像是英国脱欧派的胜利那样。他甚至自称“退欧先生”（Mr.Brexit）。
　　我在英国和许多朋友和专家就此问题交谈过，他们都反对我将特朗普和英国退欧进行比较。在伦敦，杰出的保守主义历史学家诺埃尔·马尔科姆（Noel Malcolm）告诉我，当他听到我将两者进行比较时，他感到很失望。他认为，英国退欧仅仅是关于主权；如果英国人必须遵守由外国人（他指的是欧盟）通过的法律，而他们并没有对此进行投票，那么英国民主会受到损害。他坚持认为，许多英国人投票选择退出欧盟与全球化或移民或工人阶级感觉自己被精英阶层甩到身后等原因毫无关系。它主要是一个关于民主原则的问题。
　　马尔科姆似乎认为，包括生活在英国“锈带”城市的前产业工人在内的投票支持英国退欧的人们和他自己支持英国退欧都是出于同样品格高尚的原则。我对此表示怀疑。许多英国人对波兰、罗马尼亚和其他欧盟的公民来英国拿着不多的钱干更多工作心怀不满，而这种不满情绪对他们投票支持英国退欧起到了重要作用。就像人们认为精英们需要对被摧毁的工业城市的经济停滞负责，因而渴望打击一下这些不受欢迎的精英也是他们投票支持退欧的原因之一一样。许多英国人对外国人单纯的厌恶也不应该被低估。
　　在美国，人们也对我所持的英国退欧是特朗普胜利预兆的观点表示反对。我的自由派友人们一遍遍让我放宽心，告诉我说特朗普绝对不会成为总统；美国选民足够理智，不会听信他的那套充满仇恨的煽动言论。他们告诉我，特朗普是一种独特的美国民粹主义的产物，这种民粹主义会定期爆发，比如20世纪20年代的反移民本土主义或是20世纪30年代路易斯安那州的休伊·皮尔斯·朗（Huey P. Long），但是这种民粹主义永远不会进入白宫。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这种针对富人、银行家、移民或大企业的传统美国民粹主义都不能拿来与英国对欧盟的敌意进行比较，因为美国毕竟没有加入任何一个超国家的政治联盟。
　　然而特朗普和法拉奇很快就发现了彼此之间的共同之处。英国退欧公投之后的第二天，特朗普恰巧在苏格兰为他的高尔夫球场重新启用揭幕，他在演讲中指出了这个共同之处。特朗普对着苏格兰人（绝大多数苏格兰人都投票反对英国脱离欧盟）说，英国脱欧是“一个伟大的事情”：英国人“收回了他们的国家”。在特朗普和法拉奇的选举活动里，如“主权”、“控制”和“伟大”这样一些词语总是会让群情激奋。我们可能会认为他们在说这些词语的时候指的是不同的东西。法拉奇和他的盟友（其中许多人是英格兰民族主义者）想要从欧盟夺取国家主权。可是，特朗普想从谁手上夺回自己的国家呢？特朗普曾经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都是一些由国际精英运作的有害组织，它们都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但我却无法想象特朗普大多数的追随者的愤怒所指向的目标是这些国际机构。
　　事实上，大多数国际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北约，都是为促进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在美国主持下建立的。欧洲的统一以及由此产生的欧盟不但得到特朗普之前各届美国总统的首肯，而且受到他们的大力鼓励。但他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情绪（目前只是情绪而已，还没有形成政策）敌视这些组织。法拉奇之流大体上也对这些组织抱有敌意。
　　所以法拉奇和特朗普所谈论的是同样的事情。但是，他们二人之间的共同之处远不止厌恶国际或超国家机构而已。当法拉奇在杰克逊市的演讲中怒斥银行、自由派媒体和政治体制时，他并不是在谈论外国机构，而是在谈论我们中间的异己，他在暗示的是我们本国的精英不“真实”，不“普通”，不“正派”。全民公投前并不支持英国退欧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称有国际意识的精英们为“哪里都不属于的公民”。英国三名高等法院法官裁定，有权力决定何时启动英国退欧的法律机制并非只有首相内阁，英国议会也有权力对此做出决定；因此，未经议会投票批准，英国政府不能启动脱欧程序。随后，《每日邮报》将这三位法官斥为“人民公敌”。
　　特朗普有意地利用了人们对那些不属于“真正的人民”者的仇恨。他发表了针对穆斯林、移民、难民和墨西哥人的攻击性言论。但他最深切的敌意针对的是那些在美国内部的精英主义叛徒们：这些人娇惯少数族裔，鄙视“真正的人民”。特朗普的最后一个竞选广告用了一种特别阴险的方式攻击了一些曾经被斯大林称作“无根的世界主义者”的人们。广告中用十分具有煽动性的语言提及一个“全球权力结构”一直在劫掠诚实的劳动人民的财富，画面中出现的是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和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的照片。也许不是每个特朗普的支持者都会意识到，上面提到的三位都是犹太人。但是，那些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不会不知道特朗普在暗示什么。
　　当特朗普和法拉奇一同站在密西西比州竞选活动的舞台上时，他们就像是两个爱国者，从外国人手中夺回了他们的伟大国家。他们无疑会认为英、美两国是特殊国家。但他们的成功令人沮丧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它违背了某个特定的“英美例外主义”。这里说的不是某些美国和英国的沙文主义者们传统的自我形象——他们把美国看作“山巅之城”（注：City on the Hill，典故出自《马太福音》5章14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立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把英国视为孤悬在邪恶的欧洲大陆之外的“统于一尊的岛屿”（the scepter'd isle，典故出自莎士比亚《理查二世》第二幕第一场：这一个君王们的御座，这一个统于一尊的岛屿，这一片庄严，这一个战神的别邸，这一个新的伊甸……），而是另一种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塑造而成的英美例外论。德国和日本的战败催生出一个由美国领导的西方国家和亚洲国家的大联盟。“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和一个统一的欧洲将确保民主世界的安全。如果特朗普和法拉奇的主张得以实施，那么这个梦想将会彻底破灭。
　　当几乎整个欧洲都处于纳粹或法西斯独裁统治者的掌控之下的时候，英美盟国是自由、民主和国际主义的最后希望。我便是在英美盟国塑造的世界中长大。1945年，英国和北美部队（在一些非常勇敢的波兰人的帮助下）解放了我的祖国荷兰，我出生于1951年。我们这代人对当时的历史没有直接记忆，但是我们依然会看讲述诺曼底登陆的电影《最长的一天》。约翰·韦恩（John Wayne）、罗伯特·米彻姆（Robert Mitchum）、肯尼斯·摩尔（Kenneth More）和他的英国斗牛犬是解放荷兰的英雄。（注：这三位都是《最长的一天》中的男演员）
　　这当然是幼稚的奇思怪想。解救我父亲的是苏联红军，他当年和其他年轻人因为拒绝签署对纳粹效忠的保证书而被迫在柏林的工厂做劳力。但是，胜利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所生活其中的战后西方世界。丘吉尔和罗斯福于1941年签署的《大西洋宪章》中的话语在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引起了深深的共鸣：贸易壁垒会被降低，人民会获得自由，社会福利会得到促进，全球合作将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来到。丘吉尔说，这部宪章“不是法律，而是一颗明星。”
　　“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存在基于一个自由主义的共识。英国是美国的一个特别的、初级的合作伙伴，英国政府可能比美国政府更敏锐地感觉到英国特殊之所在。不仅北约（主要为保护西方民主国家不受苏联威胁而成立），连欧洲统一的理想也是诞生于1945年的灰烬之中。许多欧洲人，无论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他们都认为，只有一个统一的欧洲会防止欧洲人再次掀起战火。即使是心思主要集中在英联邦和大英帝国的丘吉尔也对此表示支持。
　　冷战让战胜的英美盟国的特殊作用变得愈发重要。西方国家的自由处于美国的保护之下，它们需要一个可以对抗苏联意识形态的叙事，这个叙事包括承诺在社会和经济上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当然，对于英美两国向战后的世界所展现的闪亮的理想，它们自己都没有能够完全实现：美国拥有“悠久的”种族偏见的历史，而且偶尔还会爆发政治上的歇斯底里，例如麦卡锡主义；而英国的阶级制度则非常顽强。即便如此，那种独特的英美自由的形象不仅在战争期间被占领的国家依然得以维持，而且在战败的德国（至少在西德）和日本也同样如此。
　　美国的声望大大增加靠的不仅仅是解放欧洲的士兵们，也是靠美国国内那些为了让自己的社会更加平等，让美国的民主更具包容性而斗争的男男女女。正是因为有如马丁·路德·金或“自由乘车运动者”（Freedom Riders），甚至奥巴马总统这些与自己国家的不公正现象斗争的人物的存在，美国例外主义的希望才得以存续。1960年代的青年文化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哈维尔，这位持不同政见的捷克剧作家、后来的捷克总统，称弗兰克·扎帕、卢·里德和滚石乐队为自己的政治英雄。他不是在开玩笑，而是很严肃地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在共产主义的东欧和苏联，美国和英国的流行音乐代表着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出生的欧洲人经常表达对美国的憎恨，或者至少对美国政治以及美国发动的战争表示反感，但他们表达敌意的方式几乎完全是从美国借来的。鲍勃·迪伦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一个重要原因是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成员属于瑞典的婴儿潮一代，而这一代人是伴随着鲍勃·迪伦的抗议之声成长的。
　　有关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具有独特性这样的理想很早就有了，它的来源显然比希特勒的失败的时间要早很多，更不用说鲍勃迪伦和滚石乐队了。托克维尔在1830年代怀着钦佩之情对美国民主进行的记述十分有名。但是他在同一时期写的有关英国的文章则不太为所人知。托克维尔出生于法国大革命发生不久之后，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为什么有着如此庞大的贵族阶层的英国没有发生法国那样的动荡？为什么英国人不反抗？他的回答是，英国的社会体制有一定开放性，人们有上升的空间；人们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再加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运气，便可以在社会获得上升。这是美国梦的英国版本：《伟大的盖茨比》虽然是伟大的美国小说，但盖茨比这样的人完全可能在英国找到。
　　实际上，19世纪的英国可能没有那么多白手起家的故事。但是，塞法迪犹太人的后代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可以成为英国首相，并且被封为伯爵这样一个事实，还是让许多代生活在欧洲的人们相信英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来自俄罗斯、立陶宛或者德国的犹太人（比如我的曾祖父母）涌入英国成为新移民，他们这么做是因为心里存有一份希望：有一天，他们也能成为英国绅士。
　　和美国梦一样，这种对英国的崇拜之情可能也是建立在神话之上，但是神话也可以是非常有力量并且持续很长时间的。在英国和美国，那种认为充分的努力和天赋可以战胜命运的想法尤为重要。英美资本主义在许多方面的确很苛刻，但是由于自由市场需要新的人才和廉价劳动力，于是它催生了一种务实和相对开放的社会，移民可以在这样的社会里过上蒸蒸日上的生活。而那些更加封闭的、注重集体主义的专制社会统治者则会非常蔑视这样的社会。
　　威廉二世便是这样一位统治者。1918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打败，威廉二世退位，他当初为发动这场战争使出了浑身解数。有一半英国血统的他称英国是一个由店主组成的国家，并用“犹太—英国”这样的词语形容英国。他认为这是一个被邪恶的异族精英腐化的国家，一个金钱比“血统与土地”更重要的国家。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这种反犹主义言论更多是针对美国。纳粹党人相信，犹太资本家统治着美国，好莱坞、华盛顿，自然还有纽约都处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一直到现在，许多地方的人仍然持有这样的看法，虽然比较起中东和亚洲的一些地区，在欧洲持这种观点的人要少。但是，“不属于任何地方的公民”，“险恶的精英”以及“玩弄阴谋的银行家”这样的话语恰恰符合这种传统。当代英美民粹主义最可怕的讽刺便是，这些民粹主义的信奉者们所惯常使用的语言在历史上正是英语国家的敌人使用的语言。
　　然而，即使那些不认同这位德意志皇帝的话语的人也能够意识到，这个自19世纪中叶以来在英国和美国实行的自由主义经济体系有其黑暗的一面。它不允许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或者对最弱势的公民实施保护措施。当然，在英美两国也有过例外：例如，罗斯福新政，战后英国工党政府在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领导下建立起了免费的国民医疗保健制度，建设了更好的公共住房，改善了教育状况，另外还提供了一个福利国家所拥有的种种其他利处。而这些都是在战争期间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家做出牺牲的英国工人阶级需要的。然而，总的来说，与许多西方国家相比，英国和美国通常更重视个人经济自由，而非平等主义的理想。没有什么比不受限制的自由企业更能带来迅速且激烈的社会变革了。
　　20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发起了一场革命，他们放松对金融服务的管制，关闭煤矿和工厂，削减新政和英国福利制度给两国人民带来的许多利处。这场革命被大西洋两岸的许多保守派视为英美例外主义的胜利以及自由的伟大胜利。英国以外的欧洲人则对此表示怀疑。他们倾向于把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视为无情的经济自由主义，一些人因此变得更加富裕，而更多人却因此陷入困境。尽管如此，为了变得更有竞争力，许多政府也都纷纷开始仿效同样的经济制度。
　　这一切于冷战行将结束之时发生并非巧合。苏联崩溃以后，人们庆祝欧洲获得了最终的解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抛弃在铁幕一边的国家终于获得了自由。老布什总统提出建立由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领导的“新世界秩序”。“里根—撒切尔革命”似乎已经获得了胜利。
　　但是，共产主义在西方世界的终结也导致了其他一些不好的后果。苏联帝国的恐怖统治令其他的左翼思想也受其连累，其中包括实际上持反对共产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主义。人们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他们认为英美的自由民主制度将永远没有对手，就在这个时候，许多人开始相信，无论何种形式，信奉集体主义的理想主义都将是一条直接通往古拉格之路。撒切尔曾经宣称，社会这种东西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个人和家庭。她主张要迫使人们去自己照顾自己。
　　激进的经济自由主义对传统社区所造成的破坏比任何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府都要剧烈得多。撒切尔的死敌是矿工和产业工人。新自由主义给出的说法是经济繁荣需要通过“下渗”的方式来实现。（注：所谓“下渗”是指这样一套经济主张，即政府对富人阶级减税并提供经济上的优待政策会改善经济整体，最终会使社会中的贫困阶层人民也得到生活上的改善）但是，这套理念从来没有实现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给这些工人和他们的孩子们以重创，如今他们在贫穷的锈带城市里艰难地维持着生计。战后建立的几大国际组织不再能够发挥作用，比如美国在1945年为了确保世界更加稳定而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甚至没有看到危机的到来。很多人一直没有从2008年的崩溃中恢复过来，于是他们决定反叛，投票支持英国退欧，以及选择特朗普做美国总统。
　　不论是英国退出欧盟，还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都不太可能给退欧支持者和特朗普支持者们带来巨大的好处。但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可以做这样一个梦：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带回到了一个想象中的，更纯净、更健康的过去。人们的这种反应不只横扫了英美两国，它还横扫了其他一些国家，其中包括一些拥有长期自由民主传统的国家，比如荷兰。二十年前，阿姆斯特丹被视为一切狂野和进步力量的中心，是那种连警察都会公开抽大麻的地方（这也是一个神话，但是它很能说明问题）。荷兰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拥护种族和宗教宽容的人。在所有欧洲国家中，荷兰是最坚定地站在“盎格鲁圈”（Anglosphere）里的一个。然而，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现在在荷兰最受欢迎的政党是荷兰自由党，而这个政党几乎是由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一个人运作的，而这是一个反穆斯林、反移民、反欧盟，赞扬特朗普的胜利意味着“爱国者的春天”来临的煽动家。
　　法国的玛丽·勒庞可能会成为下一届总统，她和基尔特·威尔德斯一样，也对特朗普的当选感到高兴。波兰和匈牙利则已经处于民粹主义的专制者统治之下，东欧异议人士曾经做出巨大努力去实现的自由主义被弃之一旁。极右翼诺伯特·霍费尔（Norbert Hofer）可能会成为奥地利的下一任总统。（注：该文发表于11月29日，12月4日奥地利举行了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诺伯特·霍费尔被绿党候选人范德贝伦击败。）
　　这是否意味英国和美国不再是例外了？也许吧。但在我看来，正是这种“英美例外主义”的想法使这些国家的民粹主义变得更加强大。英美两国的民众存在下面一些自夸的想法：他们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西方胜利者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特别，更勇敢，更自由；美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独自对抗希特勒的英国比任何欧洲国家都要优越，更不用说非欧洲国家了……而这些想法不仅导致了一些判断失误的战争的发生，而且也掩盖了英美资本主义体系里的种种不平等。这种英美人天生优越、生而为美国人或英国人是莫大福分的想法，让那些从教育或者意义上处于社会较低阶层的人们产生了一种“自己就应该过得更好”的感觉。
　　直到上个世纪最后几十年之前，这种“例外”的想法和现实一直相匹配。而到了最近十几年，相比较于变得更加富裕的富人，英国工人或中下阶层人民的财富开始减少；另外，英国人中间即使思想最偏狭者也逐渐看清这样的现实：不仅德国人、瑞典人、挪威人和荷兰人的生活水平高于自己，甚至连英国最古老的对手法国人也比自己的生活更好。他们释放自己愤怒的方法之一是在足球场斗殴，另外，他们还会模仿英国轰炸机的声音，喊着与打赢战争有关的口号以此来嘲弄德国球迷。
　　这些所谓的足球流氓当然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少数群体，但英国人也有其他方式来表达相同的感觉。大多数英国民众对欧盟没有太大好感，但是实际上，正是拜欧盟的政策所赐，英国的许多地区才变得更加繁荣。老工业城市和矿业城镇的衰败不是欧盟政策所导致的结果。但是，“疑欧派”很容易就将民众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转移，将责任转嫁到那些在欧盟内部、据说操控局面的外国人头上。恐欧者们常把“我们在二战中战斗可不是为了这些”挂在口上。他们不但会提到希特勒，甚而还会搬出拿破仑来证明欧洲对英国的威胁。在英国独立党为脱离欧盟造势而举行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一众煽动者的回归，他们开始重新谈论英国的最辉煌时刻。一些支持英国退欧的政客甚至赞美大英帝国的伟大。退出欧盟，“收回控制权”不会使英国的大多数人更加繁荣，相反的事情倒是可能会发生。但是这样做会让失败带来的痛苦减弱一些，它满足了人们对例外、对特权以及又一次变得伟大的感觉的渴望。
　　这种类似的事情已经在美国发生了。一直以来，底层美国人心中一直有这样一种想法：他们生活在上帝之国，无论他们多么贫穷，接受的教育多么缺乏，他们这些美国白人都不会是最底层，在他们下面，永远有一群皮肤黝黑的人享受不到他们的特权，也没有他们与生俱来的伟大。然而，如今的现实是：一位毕业于哈佛的黑人坐在美国总统位置上，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这些美国白人心中的想法变得越来越难以存在下去。
　　特朗普和英国退欧运动的领导人对这些流行情绪有很好的直觉。从某种程度上看，特朗普是一个失意的盖茨比。他利用了许多美国人受伤的自豪感，激发了许多人们的激情，而这些人恐惧那些会让自己感觉被遗弃的变化。在美国，古老的本土主义因之复苏。而英国民族主义是英国退欧运动背后的主要力量。但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收回我们的国家”这个口号都意味着，英美两国要从自己在1945年以后所设想的世界中退却。英国的民族主义者追求的是现代版本的“光辉孤立”（Splendid Isolation）政策（吊诡的是，这个词是用来描述本杰明·迪斯雷利担任英国首相时所主导的外交政策）。特朗普则是要让“美国优先”。
　　退欧之后的英国和特朗普的美国都想推倒“美国治下的和平”以及欧洲统一的支柱，这个共同愿望让两国联结在了一起。这可能预示着英国和美国之间那种“特殊关系”会以一种扭曲的方式重现，这将不止是一场闹剧，而是一场悲剧加闹剧。（注：典故出自马克思的名言，“History repeats itself, first as tragedy, second as farce.”）特朗普告诉特里萨·梅，他希望自己和她的关系就像里根和撒切尔的关系那样。但是，第一位抵达特朗普大厦祝贺他当选总统的英国政治人物不是英国首相，甚至不是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而是法拉奇。
　　特朗普和法拉奇站在特朗普的镀金电梯前面，为各自取得的胜利沾沾自喜，笑得像两个男学生，他们一再重复那个让他们各自的国家特殊的词语：“自由”。在特朗普家中，法拉奇向新总统建议，应该把丘吉尔的半身像移回白宫的总统办公室中。特朗普认为这个建议很好。
　　在美国总统大选前一个月，英国退欧公投三个月后，我去到伟大的军事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爵士（Sir Michael Howard）在英国乡村的家中拜访。霍华德年轻时是一名带领士兵与德军作战的英军军官。他于1943年在意大利登陆，参加了决定性的萨莱诺战役，他因为在这场战役中的表现被授予十字勋章。约翰·韦恩和肯尼斯·摩尔都是幻想出来的人物，而迈克尔爵士是真正的战斗英雄，他今年已经95岁高龄了。
　　我们在一个酒吧里吃了午饭，几英里开外就是我祖父母曾经住过的地方。午饭过后，我们谈论了英国退欧，谈论了二战、美国政治、欧洲和我们各自的家庭。灰蒙蒙的秋阳落入伯克郡起伏不平的群山之中，一派英伦风景。霍华德的外祖父母和我的曾祖父母一样是德国犹太人，他们搬到英国以后过上了很不错的生活。和我的家庭一样，他的家庭也完全英国化了。霍华德除了是牛津大学历史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history），他还曾经在耶鲁大学任教。他对美国很了解，并对所谓的英美“特殊关系”不存任何幻想，他认为“特殊关系”这个说法是丘吉尔发明的，而且一直以来都被夸大得很厉害。
　　我们坐在他的客厅里，周围堆得满满都是书，其中许多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我想听听他对英国退欧的想法，他回答的语气中没有太多愤怒，更多的是一种听天由命的忧郁。 他说，英国退欧“加速了西方世界的解体”。他沉思了一番战后这个被如此精心建立的世界，又说：“也许，这只是大海中的一个泡沫”。我又问他怎么看英美两国的“特殊关系”。“啊，‘特殊关系’，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有必要的神话，有点像基督教。但是，现在我们要走向哪里呢？”
　　是啊，我们要走向哪里？西方的最后希望可能是德国，正是那个迈克尔·霍华德当年带兵抗击的国家，也是我年幼时讨厌的国家。默克尔在特朗普获得胜利后的第一天发表了讲话，她在讲话中完美地表达了那些仍然值得我们去捍卫的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她说，她欢迎与美国新政府密切合作，但是这种合作只能建立以下这些价值观的基础上：“民主、自由、尊重法治和人类尊严——无论出身、肤色、性别、性取向或政治观点如何”。默克尔是《大西洋宪章》的真正继承人。

　　德国曾经也认为自己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后来这种想法在一场世界范围的灾难之后破灭了，德国人吸取了教训。他们不再希望自己国家在任何方面是特殊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渴望自己国家是一个统一的欧洲中的一员。德国人最不想做的就是领导其他国家了，特别是在军事意义上承担领导角色。这也是德国的邻国所希望的。比起德国例外主义的复兴，“美国治下的和平”似乎要好得多。我依然是这么认为。但是当我再一次看到特朗普和法拉奇的照片，看着他们咧嘴笑的样子，他们高高举起的大拇指，电梯门上镶的金子在他们的头发上闪闪发光，我不知道德国会不会迫于未来的时势怀疑起自己是否在吸取教训上表现得过于优秀了。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生于荷兰海牙，先后在荷兰和日本就学，曾于莱顿大学攻读中国文学和历史，后专注于研究日本。现任纽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教授。出版的著作有：《面具背后》、《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伏尔泰的椰子》、《传教士和浪荡子》、《异议分子》、《西方主义》、《发明日本：1853—1964》、《零年：1945》、《他们的应许之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