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霍鹏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 工程师/助理研究员，博士
王星 腾讯研究院 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

       2021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公开发布，明确了未来五年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目标，并对全面实施乡村振兴进行了系统性的部署。文件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潜力后劲在‘三农’，迫切需要扩大农村需求，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基础支撑在‘三农’，迫切需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文件同时指出，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重点在农村数字基础设施、智慧农业、乡村公共服务及社会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农村电子商务等数字经济领域全面发力，旨在通过城乡一体化数字经济大循环畅通城乡经济循环，以数字化转型加速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水平提升。
       本文分析了构筑城乡一体数字经济大循环对于助力乡村振兴与发展数字经济的双重意义，并从多元主体协力夯实农业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生产数字化应用水平与能力实现“集成应用困境”跨越，以及研发“数字技能政策工具包（Digital Skills Toolkit）”构建覆盖全民、聚焦农村的数字技能培育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构筑城乡一体数字经济大循环

打通农业农村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大动脉

       1 / 农业农村需要数字经济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农业农村的增长驱动力源自于生产要素跨城乡的优化配置（如工业化、城镇化）与“新要素”的不断涌入（如技术、人才、资本）。特别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凭借强大的国家能力，中国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带来了更为广泛的、高质量的经济参与，以及更高水平的生产能力。农村劳动力得以实现向以制造业、建筑业等为代表的第二产业的有效转移，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同期，农村地区生产、生活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种业、化肥、农药兽药等农技与产品逐步在农业农村推广应用，不断提升农业农村生产效率。二者互为前提，实现了进一步的共同增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升至2013年的8896元。同期，在贫困线标准不断上调的情况下，中国贫困人口比例依然保持快速下降趋势，1981年中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88.32%，而这一比例在2013年仅为1.85%。农村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与贫困比率的下降，表明农民切实分享到了经济繁荣的果实。
       2013至2014年间，中国人均总收入（GNI）达到并超过7000美元，显著高于一般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越是接近高收入门槛，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越是表现出减速的趋势，不同国家的经济社会表现也会趋于分化，农业农村的健康发展、城乡关系合理构建也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在“低垂的果子”（非常重要却又唾手可得的物质财富）般的增长动能减弱，以及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改革空间收窄的情况下，不仅国家保持合理经济增长速度面临更大的难度，社会流动也将产生很大影响。在此背景之下，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常态”的概念，并指出“新常态”是一种经济由高速转入中高速增长但更加公平高效的经济发展模式。“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合理化配置、农业农村的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一是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产业发展承压更为显著，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可能会逐渐减弱。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货物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呈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同期，中国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高速增长转换为中高速增长。产业发展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增速的转换会影响吸纳了大量农民工就业的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可能引致农村劳动力回流等系列问题。此外，依靠简单自然资源开发来推进的城乡产业项目，在经济新常态下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环境约束。这将影响一部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状况。
       二是化肥农药等传统技术要素投入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带动效应日趋递减，同期，粗放型投入的消极影响正在日益显现。普通农户依然是“养活中国”的主要力量。中国有2.3亿户农户，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农户有2.1亿户，占到农业经营主体比重的98%以上，占农业从业人员比重的90%左右，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比重的70%。化肥农药作为农户提升生产效率最重要的生产投入之一，曾经是农业“绿色革命”的重要标志，并且已被广泛证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生产效率提升最为核心的因素。但是，在当前中国农业生产，特别是普通农户生产中，化肥农药的过量施用十分普遍。例如，农业农村部在《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中显示，中国农作物化肥施用量偏高，亩均化肥用量达21.9公斤，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每亩8公斤），是美国亩均化肥用量的2.6倍、欧盟亩均化肥用量的2.5倍。因此，很难通过继续增加化肥农药等方面的要素投入，来实现对于农户生产效率的持续带动。此外，农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很小并将会进一步降低。2019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25.1%，但是，生产总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1%。简单依靠传统意义上的低强度、小规模的传统农业生产，同样也较难实现农民整体福利的大幅提升。
       三是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老龄化与兼业化趋势更加显著，并可能会对于农业生产效率产生影响。从劳动力年龄结构来看，近一阶段农业从业人口老龄化趋势更为显著。2010年前后，中国适龄劳动人口达到了峰值，而后开始呈现负增长趋势，人口老龄化趋势突出显现，进而直接带来了劳动力供给的下降与整体工资水平的上涨。根据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014到2017年中国工人薪资年均增长了10%—20%。这也使得中国非熟练工人工资成为世界范围内水平最高、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从劳动力兼业结构来看，呈现出纯农户、高度兼业农户的比例不断下降，非农户的比例不断上升等显著分化态势。2003年中国非农户占比仅为33.28%，2016年非农户占比增加到64.04%，年均增长率为5.16%。同期，农户家庭从事农业劳动的时间从2003年的44.06%下降到2016年的29.81%，降低了14.25个百分点。非农工作时间则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由2003年的55.94%增加到2016年的70.19%。“小规模经营+老龄化+大范围兼业”给农业技术的推广与应用、生产方式的变革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鉴于此，新常态下农业农村需要新的增长驱动力以实现持续的高速发展，而数字经济正是重要路径和抓手。当前，以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研发和应用为核心内容的数字经济快速兴起，是人类文明史上继蒸汽机、内燃机的发明和电力的使用之后的又一次革命性产业变革，给经济社会和日常生活带来了全方位的影响。尤其是，平台经济、线上线下结合经济（O2O）、农业人工智能自动化生产等新经济、新模式、新业态的广泛深入渗透，能够加速农业生产模式、农村交易方式、城乡互动关系的变革，实现以数据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新动能。此外，数字经济典型的“小前台+大中后台”运行模式也能够极为有效的契合中国农业生产“大国小农”的实际情况，能够在时间内将海量数据、订单进行有效的供需匹配，为高效提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提供了可行路径。

       2 / 数字经济需要农业农村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显示，2019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8万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5.4%，占GDP比重为41.5%，在全球经济整体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数字经济“逆势上扬”，成为世界各国稳定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复苏的关键抓手。同期，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5.8万亿元，总量占GDP比重的36.2%，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67.7%，整体规模位居全球第2。数字经济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核心拉动效应愈发明显。然而，中国数字经济与互联网企业的持续高速增长、全球化发展同样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方面全球互联网传统业务增量市场，人口红利出现衰减态势。一是全球范围内手机等移动终端销量持续增长势头不断减弱。近年来，全球新智能手机出货量呈现出了显著下降的趋势，2020年全球手机用户总数更是有史以来首次下降。就中国而言，2020年1月到11月，中国国内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累计2.81亿部，同比下降21.5%。二是全球范围内（除中国以外）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趋缓。自2017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移动网络部署的速度逐渐放缓，2020年移动网络部署覆盖率仅比2019年高1.3%（ITU，2020）。同期，中等收入与欠发达国家的网络接入问题并未得到有效缓解。特别是在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农村地区仍然仅有19%的人口能够被2G及更高水平的移动网络进行有效的覆盖。此外，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接入费用相对于当地家庭的收入水平依然高昂，由于网络接入与使用费用等问题，可能存在十几亿人口终其一生都无法实现数字的有效接入。
       另一方面存量市场，数字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限制性因素愈发增多。一些国家陆续出台数字税等政策或贸易措施，保护本国数字经济与互联网企业。例如，英、法、意等国先后出台单边的数字税政策。美国在国际层面针对单边及多边税收政策方面也是频频出招。2019年7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法国数字服务税“不公平”地针对美国数字公司，并据此对法国数字服务税发起了“301调查”。2020年6月，美国又对欧盟、英国、奥地利、捷克、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巴西、印度和印度西尼亚已执行或正在考虑的数字服务税发起“301调查”。中国数字经济、互联网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旅程面临更多风浪。
       伴随着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在农村地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服务与信息消费，生产经营主体及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等领域仍存在广泛的市场开拓空间。

构筑城乡一体数字经济

大循环有利于扩大内需，
以“数据要素”加速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实践是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创造了农业农村共享数字红利的基本条件。这不仅为农业农村全方位、深层次数字化转型夯实了基础，同时也促使农村地区成为中国数字经济持续发展的战略纵深。

       1 / 实践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系统部署、全面推进数字经济相关工作，接连实施“宽带中国”、“数字中国”、“普遍服务”、“网络扶贫”等行动计划，逐步构建完善了农村地区的网络底层架构，并以数字化方式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宽带发展白皮书（2019年）》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44次）》显示，2019年中国行政村通光纤率、贫困村通宽带率、行政村4G覆盖率均达到98%及以上，固定宽带人口普及率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5G网络建设与商用的步伐加速推进，并逐渐向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延伸，全国开通5G基站达70万个，占全球比重近7成，连接超过1.8亿个终端（截止2020年11月23日）。持续改善的网络基础设施，为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有效推动了农业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资费方面，持续推进的提速降费保障大部分农民能够享受到较好的信息通信服务。截至2019年6月，中国固定宽带月户均支出资费、单位移动数据流量平均资费，较2014年分别下降32%与90%，综合资费价格在全球处于偏低水平，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数字技术与农村地区传统基础设施融合不断加速，进一步提升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电子商务领域，2019年，中国农村电商近1300万家，县域电商零售额达到30961.6亿元，同比增长23.5%；其中，832个贫困县网络零售额达2392亿元，同比增长33%。“互联网+”在缓解农产品滞销、带动乡村创新创业、促进乡村产业转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互联网+”医疗领域，中国所有的三甲医院均开展了远程医疗服务，并覆盖所有贫困县县医院。依托健康扶贫动态信息系统，建设了全过程健康服务大数据平台，为贫困人口提供优质便捷的健康管理服务。在线/远程教育领域，教育卫星宽带传输网直接服务近1亿农村中小学师生，实现全国6.4万个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解决了400多万农村和贫困地区教学点学生因师资短缺而开不齐、开不好课的问题。乡村数字治理领域，数字技术推动农村政务服务电子化，越来越多的行政事务、信息发布采用了线上办理方式，提高了乡村基层工作效率。
       随着数字接入鸿沟的全方位弥合，农村地区成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纵深，深入挖掘农村地区居民的数字经济需求潜力，能够保障数字经济作为新动能的持续强劲增长态势。需求总量方面，根据《第45次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20年3月，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2013年的28.1%增长到2020年的46.2%。但是，与城镇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规模仅为城镇的39.3%，占非网民整体的59.8%。存在巨大的消费用户扩张空间。需求结构方面，农村居民在社交娱乐、工作学习、商业消费，尤其是后两方面的数字应用的参与程度均显著落后于城镇居民。根据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显示，农村居民使用互联网的比重已经接近半数（48.09%），但是利用互联网进行工作学习、商业活动的人口仍仅占总量的28.38%和32.98%，相关数字经济活动参与显著落后于城镇居民19.33、14.30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商业活动、工作学习方面的信息消费与需求存在着海量机会与巨大空间。
       中国农村地区是我国乃至全球重要的数字经济潜在市场。实际上，综合中国农村约5.64亿常住居民人口数量（2018年）与现阶段该群体的数字经济活动参与程度和信息消费水平而言，仅在上述线上商业活动一个方面，农村地区就存有约3.78亿的潜在消费群体（这部分人口基本能够负担并实现有效的数字接入），相当于1.16个美国总人口体量。同时，与印度这个为外界称道的“全球最具潜力数字经济市场”相比，2018年印度城乡居民总体识字率为72.23%，而中国城乡则达到了96%以上。印度存在着1652种语言和方言，使用人数超过百万语言种类达到33种，而中国普通话的普及率已达80.72%，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的比例超过95%，各民族各地区交流语言障碍基本消除。同期，在网络覆盖、网络质量、接入费用等方面，中国农村地区也超过印度平均水平。

       2 / 现实意义
       建设数字乡村，构筑城乡一体数字经济大循环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切实政策措施。
       一方面，建设数字乡村，构筑城乡一体数字经济大循环是扩大有效内需的关键政策抓手。从政府层面来看，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农村地区数字经济、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支持力度，推动农村居民更为广泛、深入的参与数字经济相关活动，能够将广大农村地区信息消费潜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需求，实现有效的、高水平的扩大内需。此外，伴随着信息消费水平的提升，农村“新基建”的需求也将进一步扩展国内有效投资空间。从企业层面来看，参与数字乡村建设，开发更为切合农业生产、农民生活需要的数字化服务、信息消费产品，不仅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也可以为企业创造更为广泛的潜在新增用户群体，为企业打下更为坚实的成长根基。
       针对于居民个体而言，如果政策设计不着眼于收入水平的提升，那么任何消费刺激政策至多是改变消费结构，而不会增加消费总量。建设数字乡村，构筑城乡一体数字经济大循环，推动农村居民更为广泛的、深入的参与数字经济相关活动，能够显著的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水平。研究显示，数字经济有关活动的参与，能够对于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水平、创业决策、创业成功率、参加正式金融的概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并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的反超提供可能，进而实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城乡收入格局的改善。
       另一方面，推动农业经营主体数字应用水平提升，是以“数据要素”加速实现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的有效手段。具体而言，一是能够促进传统农业生产、经营、交易的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转型，提升生产效率、优化产品供给结构。二是能够推动直播带货与短视频、乡村文旅民宿，以及普惠数字金融等农村信息消费新模式、新业态、新供给的创新实践，打破城乡经济机会在地理上分布不均的障碍，加速农业农村一二三次产业的融合与扩展。实际上，以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逻辑是农业向着工业化的发展模式靠近，那么农业农村全方位数字化所带来的新经济、新模式、新业态则更加突显“差异化”、“服务化”新逻辑。过去的中国农业发展的思路主要按照工业化的标准，不断追求专业化生产和规模化效益，着重于对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改造。传统思路方式可以在短时期快速实现粮食供给的安全保障，但无法避免对小农户利益的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营销风险。数字技术引致的生产性变革能够在持续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基础上，帮助农业农村开辟“差异化”、“服务化”转型新机遇，通过提供城市部门、传统工业难以提供的差异化产品和服务，实现农业农村整体发展方面的突破。数字技术使得“乡愁”可以传递，使得农业生产的自然景观、文化价值等属性可以变现，使得小农户技术应用差、经营规模小、标准化程度低的竞争劣势能够转变为“手工劳作”、“原生态”、以及“定制化”的竞争力标签。

基础设施、数字化应用、数字技能：
实践与发展的三个重要着力点

       目前，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所孕育的新兴产业、新收入增长点与农业农村传统生计活动联系依然相对薄弱。数字经济相关应用的自发性扩张受限于既有社会经济结构的限制，无法自动消解和跨越传统技术成本、组织成本、交易成本而实现对农村地区的全覆盖。因此，如若不进行有效的政策干预和引导，农业农村不仅难以共享数字红利，同时，数字鸿沟还可能会成为数字时代的新贫困门槛。实际上，长期存在的不平等以及导致不平等的力量并不会自动减弱和消失，推动农业农村共享数字红利离不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及知识和技能的培育、扩散。

       1 / 持续夯实农村与偏远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适度超前的网络基础设施布设，符合数字时代经济社会的发展特点，同时，也是以“有形之手”改善市场失灵的可行措施。这一方面，可以扬弃式的借鉴英国、美国的教训经验。英国、美国过去一段时间在农村与偏远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布设方面，存在着过度依赖市场调节的行为。这直接导致了英国、美国城乡之间相对更为严峻的数字接入鸿沟问题。伴随着近年来中国网络基础实施的全方位、高质量布设，以及由其所带来的难以简单用数据衡量的积极影响，英国、美国政府在该领域也逐步放弃了自由市场思维，逐步开始以政府力量、财政投入加大对于农村与偏远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程度。例如，美国政府在近几年的时间中陆续成立了包括联邦通信委员会（FCC）“连接美国基金(Connect America Fund)”一期、二期基金，农业部（DOA）“农村公用事业服务项目（Rural Utilities Service Programs）”，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宽带技术机遇项目（Broadband Technology Opportunities Program)”等系列基金，支持农村与偏远地区网络基础设施的布设与改造。同时，美国政府更是将5G视作为“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的关键”（FCC，2018），不仅出台一系列限制地方政府针对5G设施建设的收费行为，还专门批准了高达90亿美元的资金（包含10亿美元的“5G+精准农业”专项资金）用以专门扶持部分农村地区5G网络的部署与应用。
       此外，近一时期英国、美国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一个特点是，互联网企业积极参与网络基础设施的布设，并争相布局卫星轨道等不可再生资源。例如，SpaceX“星链计划（Starlink）”、亚马逊“柯伊伯计划（Project Kuiper）”等一系列旨在为农村与偏远地区提供更好网络设施的低轨卫星部署项目，相继得到许可投入实施，并可能会被进一步纳入美国普遍服务基金补贴计划之中；由微软组建的“Connect Americans Now（CAN）”已获批准可以利用电视白色空间（TVWS）频谱以更便宜的方式在农村部署信息基础设施。此外，美国的互联网巨头还积极参与了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和欠发达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的布局，并试图以此不断扩展新用户群体、寻求新增长点。例如，谷歌、Facebook等互联网巨头在印度、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积极探索网络基础设施的创新布设方式，推动网络覆盖面积的不断扩大。谷歌的高速公共Wi-Fi项目已经覆盖印度400个火车站。谷歌的Project Loon浮动气球动力项目、Facebook的Open Cellular项目也分别在印度、非洲等地区广泛推行。
       因此，针对农村与偏远地区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继续稳步推进“宽带中国”行动计划，着力实现农村通信网络的全方位升级扩容，夯实根基，保证中国网络基础设施的相对优势地位。加快5G、千兆光纤、卫星4G等网络基础设施在部分有条件、有需求的农村地区布设，满足农民生活、农业生产日益增长的数字消费需求。建设更为稳定高速的农村教育专网、医疗专网，实现所有学校、乡镇卫生院的互联网稳定快速接入，试点推进为乡村医生配备智能手机与专属应用的“互联网+乡村医生”工程。建设覆盖全部行政村的“乡村数字图书室”（殷浩栋等，2020）。同时，还可以引导和鼓励互联网企业积极参与针对特殊地区、特定群体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

       2 / 持续提升农业生产数字化应用的水平与能力

       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是基于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全方位、长时期、革命性的变革，需要合理预判新技术的短期效应和长期影响，既看到由于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阶段不同而导致的问题特殊性，又在广泛吸收服务业、制造业普适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途径。不高估数字技术对于农业农村短期内的影响，不低估数字技术长期的效应。
       实际上，基于服务业、制造业的实践经验，生产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可以分为基础建设、单向应用、综合集成、创新引领四个阶段。综合集成是指把多样化数字系统打通以实现真正的数据驱动。当前，中国农业农村绝大多数生产领域的数字化转型面临着“集成应用困境”，大部分仍停留在基础建设、单向应用层面。由于存在农业产品价值相对较低、设施农业数字化建设费用高、大田农业物联网设备难以维护等实际问题，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需要更为合理地处理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短期建设与长期收益之间的矛盾，突破转型困局，寻求创新发展模式，以实现进一步的发展提速。
       因此，一方面要更加积极的推进数字技术在农村地区的布局与应用，充分挖掘利用自然资源、生态资源、文化资源、劳动力资源等，推动原生态劳作、景观农业、休闲农业、乡村文旅等新业态发展，实现农村地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另一方面制定农业相关数据标准，全面开展农业机械设备、农业生产设施的数字化改造，推动气象、水文、土壤、肥力、育种等数据在农业生产领域的采集、流通与应用，实现数据驱动与数据集成运用，化解农业生产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加大对“互联网+农业技术”创新创业项目的支持，试点实施“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融合发展创新重点任务揭榜工作”，推动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创新与融合应用。农业生产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技术领域，如“作物生长模型+人工智能”、“卫星遥感+图像学习+无人机”等，不仅是“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值得互联网巨头们共同深入探索，同时，也是“新基建”融合基础设施中的具体内容，前期的投入能够在不远的将来为企业带来巨大收益。相比于一些纯商业模式改进的互联网投资项目，更具商业方面的前景与技术上的外溢效应，值得企业积极投入实践。

       3 / 建立健全覆盖全民聚焦农村数字技能培育体系

       围绕互联网接入可及性与接入后应用的差异，数字鸿沟被划分为“接入鸿沟”、“应用鸿沟”等多个层级。前者着眼于国家公共政策和基础设施供给的普及性，后者则关注由不同区域、不同个体数字技能差异而带来的不平等。随着未来越来越多的企业用网络化、智能化替代人工环节，如果农村居民缺乏相应的数字技能，那么他们不仅难以参与新经济活动并从中获益，而且在未来极有可能会被不断变革的劳动力市场排斥在外。
       因此，可借鉴国际电信联盟（IT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机构在改善农村和贫困地区居民数字技能方面的实践经验，研发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数字技能政策工具包（Digital Skills Toolkit）”，着力改善农村地区居民基础数字能力，提升农民对数字经济的认知程度。对农村地区的学历教育、职业教育中的“电脑课”进行升级换代，改设数字技能培养课程。对基层干部、农村教师、乡村医生开展专门的数字技能培训。组织实施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返乡农民工、留守妇女等群体的电子商务、网络直播、普惠金融等培训，面向农村中老年群体的电脑、手机使用技能培训。创新培训方式，通过“家庭内部培训”“社区志愿培训”等途径，提高培训效果。图片
（本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乡村发展的理论、实践与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0&ZD16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数字鸿沟对农户福利不平等的影响机理与效应研究”（项目编号：71903062），全国统计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农村数字鸿沟的统计测度及对农民福利的影响效应研究”（项目编号：2019LZ31）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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