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人：李洁军   《新快报》副总编辑

推荐语：

关键词：人才、机制、改革、转型。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成功地演绎了从革命者、建设者到改革者的转型。读傅高义先生《邓小平时代》的同时，笔者也要推荐邓小平女儿邓榕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因为历史无法割裂一个伟人的丰富的人生阅历。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战略思想转型的集中体现。早在留法勤工俭学时期，邓小平就受到了西方现代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启蒙和熏陶。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的战略家的眼光、胸怀和胆识，再次得到诠释。1978年末至1979年初，邓小平开启“破冰之旅”，先后访问日本、美国，其间所见所闻激发了伟人的改革决心。

30多年来，客观地来看，改革对社会的震荡的确不小，固有权利和利益集团得到约束并受到挑战，保守派与改革派的艰难博弈，改革进程中的问题也在逐步产生，但改革开放毕竟使国家获利、百姓受益。

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十八大后，党中央一系列改革信号，显现出正在应对新的挑战。“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是李克强总理在十八大上提出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改革开放绘制了新的路线图，将攻坚市场化改革的老大难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将为市场化改革创造条件和氛围。

近期来看，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既是新一届政府最大的改革，也是最大的挑战。新一届政府在一年之内，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已达221项。今年10月，位于外高桥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综合服务大厅内人潮熙攘，商贾云集。改革新政正在产生“制度红利”。

文章内容

转型的中国

文/傅高义 译/冯克利

邓小平于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同事们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

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

邓小平时代发生的转型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塑造的：高度发达的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规模和多样性；当时世界格局的性质；共享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全球体系的开放性；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无数具有创造力和勤奋工作的人们的贡献等等。但这种转型发生在一个过渡时期，当时这位最高领导人被赋予相当大的自由去引导政治过程，并拥有最终决定权，所以这一转型也是由邓小平这位领导者个人塑造的。

邓小平还有一些令人难忘的个人品质，使他得以引领中国的转型。很难说除他之外还有哪个人能如此成功地把一系列特质组合在一起：权威、丰富的经验、战略意识、自信心、人脉关系和领导

中国转型所需的政治判断力。那么，邓小平领导的这一转型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呢？

走向世界大国

帝制时代的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全球大国，甚至不是全球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它只是亚洲的一个地区性大国。鸦片战争以前，在主导中国对外关系的“天下秩序”中，周边小的政治实体要向这个“中央帝国”的皇帝进贡。它们以这种方式承认中国文明相对于周边地区的优越地位。作为交换，中国允许这些政治实体享有自治与太平。

毛泽东在朝鲜战争时关闭了中西交往的大门，结束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此后中国开始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发挥一定作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一度在第三世界也有一定影响。1960年代与苏联关系恶化后，中国在共产主义世界的作用陡降。1978年以前，中国政府对境外事务的参与十分有限。例如，在“文革”期间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只派出一个大使，驻于埃及。

虽然中国在1971年也重新取得了联合国的席位，但只有邓小平才真正打开了国家的大门，领导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邓小平时代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具备了足够的政治眼光与魄力去超越帝国主义时代的痛苦记忆，开始跟其他国家发展持久而积极的新型合作关系，从而使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新秩序中的一员。

在邓小平时代，为适应新的全球角色，中国也经历了内部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将它称为“接轨”，这个说法来自1930年代中国轨制不同的铁路之间的对接。在1980年代，中国用这个说法描述为参与各种国际组织和全球体系而作出的调整。邓小平在推动中国的全球化过程中，比印度、俄国和巴西这些大国的领导人更有魄力。这个过程在邓小平时代之后仍在继续，但是基本的突破在邓小平退休时已经完成。

精英治国与社会开放

邓小平于1977年恢复的统一高考制度，并不是专门为选拔干部而设，而是一种为各行各业的大机构选拔最有才华的年轻人的制度。但是，所有被选为干部的人，都要首先在各级教育考试中证明自己。甚至在当上干部的人中间，出身名牌大学的最优秀的毕业生可以在中央机关就业，入读较差大学的人则要从较低级别的机关做起。随着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在1980年代末以后的迅速增加，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拔政府公务员时又增加了新的重要考试。不过，一个人一旦成为干部，他的升迁便不再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考试，而是根据他的工作表现。这种制度在邓小平的接班人那里也得到了沿用。

在1978年改革开始之后，城市的领导人担心农民的大批流入将使城市设施和食品供应不堪重负，因而保留了城市户籍制度，这种制度长期限制着人们是否能得到城市住房、就业和子女教育等各种服务。在1980年代初期，粮食和食用油的配给量几乎只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食品供应不足以养活进城投亲靠友的农民。但是在1983年以后，随着食品供应的增加，政府开始允许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进城。当时，沿海地区的出口产业能够吸收大量进城务工希望过上好日子的农村青年。在中国历史上，有过战乱和饥荒导致数百万人迁徙的现象，但从未达到1978年以后那样的迁徙规模。

邓小平退休时，经济增长带来的新经济机会和他所允许的人口流动，已经使中国走上了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的道路。在邓小平时代估计有两亿人迁入城镇，而且这一过程此后仍在快速进行着。预计到2015年，即邓小平退休20年后，估计将有7亿人，即一半人口将成为城市居民。邓小平退休时，90%的家庭拥有电视，使城市文化迅速进入农村。沿海地区年轻的农民工返乡探亲时，也从城市带回来最新的时装、家居用品、电子产品和他们在城里已经熟悉的食物。总之，农村地区在文化上也城市化了。

有意思的是，邓小平时代开始的开放性的流动，与毛泽东那种为社会设置重重障碍的所谓革命相比，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更加深远的革命性影响。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向以城市为主的社会的过渡以及共同的国家文化的传播，是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统一以来发生的最根本的社会变化之一。

转型带来的挑战

邓小平所带来的转型的一个结果是，在他退出权力舞台后，他的接班人将在未来很多年面临一系列严重挑战，这些挑战包括：

1.为全民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邓小平时代，政府雇员，包括大型国企的职工，都享受单位提供的公费医疗和福利，但这些职工只占全部人口的一小部分；1980年代末，随着市场作用的扩大，高收入人群能够购买良好的医疗服务并自己解决福利问题，但是广大群众仍得不到多少医疗和其他福利，缺少这些福利的人怨声四起。因此，中国领导人面对的挑战是，增加合格的专业医疗人员的数量，更新设备，建立能够为包括边远地区的穷人在内的全体国民提供医疗和社会保障的体系——所有这一切都受到国家预算的约束。达到这个目标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因此随之而来的挑战是，如何以使人觉得公平合理的方式分配现有的资源和设施。

2.重新划定和坚守自由的界线。邓小平曾面对的最麻烦的问题，大概就是为自由划定界线，使其既能满足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的要求，又能让领导人维持社会秩序。而接下来的领导人所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找到能让民众感到合理而愿意接受的边界，然后想办法守住这条得到认可的界线。如今现代通讯技术日臻复杂先进，力图逃避控制的人又极具创造力，政治领导人能够做到控制民众的思想，避免发生变乱吗？

3.遏制腐败。邓小平在台上时一直赞成惩办腐败大案，他的接班人所面对的问题是，各级干部都在想方设法地捞外快。政府官员、医生和国企领导人都经常收红包。掌握着土地和建设项目审批权的干部不但直接拿好处费，还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股份和资产，接受宴请，享用豪车。无论地方还是部队的干部，都会向有权提拔干部的人送好处，年轻人要给征兵的人送钱才能入伍。高层干部面对的挑战是，这些做法现在已到处泛滥，众多干部或其家属牵涉其中，使克服这类问题变得极为困难。

4.保护环境。在邓小平时代，虽然他本人确实关心植树造林和扩大绿地，但普遍的贫困使发展经济的要求极为强烈，因而对经济增长的渴望完全压倒了对污染的防治。自邓小平时代以来，随着工业的巨大扩展，水资源短缺、河流污染、酸雨、环境污染对健康的损害和食品污染等等问题有增无减，公众这方面的觉悟也在同步增加。官员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改变造成严重环境破坏的做法。一些贫困地区出现了极为麻烦的问题，那里的矿业和煤炭等其他资源的开采与使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但是要求这些做法延续下去的经济压力同样巨大。中国现在已经是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国，全国的道路上每年新增数百万辆汽车，重工业的发展很可能还会增加对煤炭的使用，中国将如何应对来自其他国家的批评？

5.维持统治的合法性。邓小平的接班人受到压力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更加成功地阻止腐败的泛滥，也没有为解决不平等问题采取更多的措施。克服这些问题将来有可能变得更为困难：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面对的风险是，很大一部分人还没有机会享受早先经济增长时期带来的好处，经济就陷入滑坡，为了应对这种可能性，中国领导人必须从经济增长以外寻找合法性来源，抓紧在解决某些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减少腐败和不平等，提供合理水平的普遍医疗和福利，想办法证明在选拔官员时是尊重民意的。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出现了不同寻常的高速发展，他的最后一次努力——南方之行——使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快。这种增长带来一个问题：当中国的经济规模开始与美国匹敌时，中国将如何作为？邓小平如果还活着，他会做什么？邓小平认为，领土纠纷应当先放到一边，让更聪明的后人以和平方式解决。他所理解的大局是，不要对边界纠纷过于激动，重要的是和其他国家搞好关系。

邓小平相信，与邻国保持和睦关系，集中精力搞和平发展，符合中国的利益。他在1974年对法国的短暂停留和次年的国事访问中，加强了与欧洲的关系。他不但在1978年改善了中日关系，成为第一个访问日本的中国领导，而且支持推动文化交流以全面加强两国关系。他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通过成功访美加强了中美关系。他开放了与韩国的贸易，为他南方之行后不久两国建交铺平了道路。他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在经过30年的紧张关系之后，于1989年同苏联恢复了正常交往。总之，他改善了中国与每一个重要国家的关系。

1974年，作为第一位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说，中国绝不称霸，如果中国压迫和剥削其他国家，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可以把中国视为“社会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一道推翻它的政府。1991年8月，听到苏联领导人亚纳耶夫（Gennady Yanayev）对戈尔巴乔夫发动政变的消息后，邓小平说：“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有所作为。”在邓小平看来，中国不应插手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

在邓小平之后的年代，由于中国变得更加强大，中国的一些安全专家开始争论中国在强大之后应当继续韬光养晦，还是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从2010到2011年，经过几个月的争论——其中一些中国领导人主张更多采取攻势——后，讨论以赞成中国继续与各国保持和谐友好的关系而收场。人们无法预见中国未来的领导人将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一定会说：中国绝不应当称霸，绝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应当与各国保持和睦关系，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和平发展。

节选自 《邓小平时代》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