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人：汤道生   腾讯公司社交网络事业群总裁、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

推荐语：

当克莱舍基在《人人时代》一书中毫无保留地赞颂Meetup.com上的妈妈社群和维基百科时，不少人已经感觉到，一场颠覆既有社会秩序的新革命，正随着养大一只企鹅互联网的普及悄然而至。这些新的组织让我们突然意识到，一个群体可以在不追求金钱、没有严密控制的条件下运行，还能创造巨大价值。

现在，尤查本科勒在《企鹅与怪兽》中，将克莱舍基的观察推进到更深的层面，为我们揭开了最后一层面纱。在作者看来，“企鹅”（Linux操作系统的标识）是互联网精神的最佳诠释，寓意开放、分享，甚至可爱；而“利维坦”（Leviathan）这个人造怪兽，则是极权、恐怖以及令人憎恶的。既然“企鹅”和“怪兽”都由人类创造，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本科勒解释说，工业思维和互联网精神本质的区别，来自于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如果你相信人性本恶，那么你一定会推论出，为了把“人性恶”控制在最小范围，人们愿意创造一个组织，让这个组织来“管理”人们。这就是霍布斯设想的社会组织方式，工业社会的制度设计一直遵循这个原则。

尤查本科勒看到，工业时代的管理模式依赖于层级的强权与欺压，给劳动阶层有限的回报，相反，互联网的体系鼓励扁平化，驱动人类以“合作”创造巨大价值，共享所得的成果。互联网像页岩油气开采技术一样，释放了在“利维坦”封闭体系下锁住的社会资源和人才时间的冗余，创造了崭新的社会创新格局。在互联网开放体系下，技术促成了超越传统组织和地域的协作平台。只要有适当的系统设计，就能把这些产能释放出来，结果是社会资源利用效率更高，自我改善速度更快。

近年来，从Linux到Facebook，从苹果App生态系统到Android联盟⋯⋯大量的案例告诉我们，以控制为基础的体系在管理日益复杂和相互关联的社会与经济时，已经越来越无能为力。当“利维坦”开始瓦解时，互联网时代的领导者们面临的共同任务则是：“如何养大企鹅？”尽管“合作”是人的本能，但“仍然需要一个参与、沟通的体系，使大家拥有共同的目标和认同感，展现心灵深处协作、慷慨的一面”。

文章内容

如何养大一只企鹅

文/Yochai Benkler 译/简学

事实证明，“如果你想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慷慨大度、无私合作、为共同利益而努力的社会，那你就不要指望生物学特性帮上什么忙”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人类要比过去我们所认为的复杂得多，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杰作。在过去的20年里，为了解释自然合作现象，进化生物学已提出很多不断改进的模型：简单直接互惠、直接互惠、网络与隶属关系、群体选择或多级选择，等等。事实证明，当我们与他人合作时，我们大脑的激活模式是不一样的。对于很多人来说，合作会让我们愉快。事实证明，我们可以相信他人并付诸行动，我们可以表现出值得他人信赖的行为。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也不是在任何时候人们都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在解决大规模、复杂的人类合作问题上，比如管理公司、编纂百科全书、组织政治竞选活动等，人类在相互信任方面确实比过去有很大的进步。今天，我们已经做好了应用这些经验教训的准备：把它们应用到我们生活、工作和娱乐的体系中。

当我们汇总和消化来自多个学科的关于人类动机的大量研究成果时，它们能帮助我们剥离出人类成功合作体系的某些“杠杆”或要素。我认为下面这些“杠杆”是成功的、实用的合作体系的组成部分。

沟通

在合作体系中，没有比参与者之间的沟通更重要的事情了。当人们可以沟通时，他们就更能共情，更容易信赖别人，与彼此不相往来的人相比，也更容易找到解决方法。

框架、适合度和真实

我们已经知道，境况的描述不同，人们对境况的反应也不同。如果你努力把一个明显的竞争型或剥削型体系描述为一个协作型体系，你就要在某些时候欺骗某些人。但是，为了让这一体系正常运转，你无法自始至终欺骗所有人。所以，框架与现实的适合度很重要。

超越自我：共情和团结

我们已经知道，面对面的沟通，以及彼此之间的真诚了解，对合作有实实在在的、可衡量的影响。由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原因，我们越能与他人共情，越团结，就越有可能将他们的利益考虑进来。就像感受到与他人的共情和团结能让我们更愿意与他们合作一样，与某个群体的团结也能让我们更有可能为了集体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

构建道德体系：公平、道德和社会行为规范

无论你是在设计一个商业模式、一家网站，还是一项法规，它的价值有多大，都不是事后评价的。公平不是指在实际作出决定后测算一下效率得到了怎样的改善，或者取得了哪些创新、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公平与有效的人类合作体系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在意公平。当我们相信我们居于其中的体系会公平地对待我们时，我们就更愿意有效地合作。

我们也在意道德，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都是谨小慎微的人。我们在意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是不是“做正确的事情”的人，不论我们怎样理解“正确的事情”。对合作来说，明确定义的价值也至关重要。只需讨论、解释和强化在特定条件下做哪些事情才是正确的或合乎道德的，就会让人们的行为更加靠近正确的或合乎道德的。这与实施一部正式的、对违规行为进行惩罚的道德法规不是一回事儿。

道德承诺（如“不去杀人”）是相对稳定和普遍存在的，但是，其他道德承诺随境况、背景、时代和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变化。这就是对合作体系来说为什么必须有一套法典的原因。这套法典，主要依靠社会规范而不是“规则”，并随时间发展而具有良好的可塑性。而且，它必须是透明的，这样，体系中的人或者参与互动的人就能够看到别人是怎么做的。这强化了社会行为规范，让人们更愿意遵守它们。

奖励与惩罚

所有事实都告诉我们，我们是在意别人的，或者说，我们在意怎样做才是对的和公平的，当然，我们仍会在意自己。很多人都时不时地考虑自己的物质回报，也有些人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因此，奖励想要的行为和惩罚不想要的行为，在某些情况下能有效地促使人们共同努力，实现集体的目标。激励人们行动的动机远不止“胡萝卜与大棒”那么简单，但如果执行得好，奖励和惩罚还是挺管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找到一条途径，既能激励那些自利的人投身到合作中来，又不让那些主要受社会因素和内在因素驱动的人走开。任何设计人类体系的人，都不可能完全忽视物质激励。可是，人们必须要作出决定：究竟利用哪些物质激励因素以及如何利用。许多例子都清楚地告诉我们：相对于惩罚来说，奖励更有可能发挥作用，因为惩罚会导致怨恨。即便是应得的惩罚，也会对长久的合作造成损害。

信誉、透明和互惠

合作离不开长期互惠，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信誉是我们对付恶行的有力工具。像eBay这样的网络体系已经告诉我们，尽管信誉体系基本上是匿名的——例如丝毫不暴露个人真实身份的“操作”，但它们足以让人们保持良好的秩序。

适合于多样性

我的基本观点是，驱动人类行为的动机有很多种。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体现在我们对多种不同动机的不同反应上。就某个人来说，多种动机对他的影响与对别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即每个人对多种动机驱动因素的反应是有差别的，不能简单相加，各种动机驱动因素的重要性也不是在任何背景条件下、任何时候都一样。由于我们是多样化的，每个人与每个人都不一样，因此，如果想设计一个促使我们为集体利益而努力的体系，或者促进我们与他人合作、与他人协调一致的体系，就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我们还需要明白：我们对合作的代价是敏感的，敏感度也会随时间而波动。一个依赖于重大自我牺牲的体系也许不是不存在，但让这样一个体系永久地存在下去将非常困难。20世纪德国进行的民族主义的重大实验，就是最好的例证。我们不能再指望人们会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自身的利益了。

但是，承认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自利倾向，并不意味着我们都是自私的机器人。那些充分利用我们众多动机的体系，不仅更有成效，而且与那些专门为在意物质回报的人设计的、让其他人逃离的体系相比，也更符合人们的需要。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都想弄明白：建立一个怎样的体系才能适合于真正的我们呢？我们一直在假设普遍自私的哲学方法和卢梭的“性善论”之间摇摆。关于人的天性和行为，富有经验的观察家试图兼收两种不同的观点。比如启蒙运动学者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他们认为人类是有道德的生物，但又认为人类的经济和政府体系，需要建立在普遍自利的假设基础上。

关于应该怎样建立人类体系，我们已经争论了几百年，因为我们的动机从根本上说是多种多样的。我们知道自己有自私的一面，但我们也知道我们有慷慨，公平和举止得体的一面。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走极端的人：或者完全偏向这一面，或者完全偏向那一面。我们总能看到自己和他人表现出令人称赞的举止，也总能看到他人的自私行为。当然，我们也有自私行为，但并不总是那么显而易见。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当我们相信他人，对他人的信任给予报答的时候，我们既不是骗子，也不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掌握的大量科研成果和观察数据都是支持我的这一观点的。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我试图告诉大家：合作怎样才能超越自利——也许并不是所有人、任何时候总能做到这一点，但与我们长期以来的一贯认识相比，这一观点跟实际情况要吻合得多。

过去的50年，我们一直都在依据一个狭隘的、不友善的人性观，思考着怎样把体系设计得更好。未来的50年，让我们投身于极为复杂，但回报丰厚的体系设计事业吧。这样的体系适合于多种多样的、复杂的，但从总体上看又是公正、有道德、好相处和仁慈的人。实际上，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节选自《企鹅与怪兽》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