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人：石述思   《工人日报》社会周刊编辑部主任

推荐语：

周轶君《那么远，这么近的中东》一文用冷峻客观的笔触，深入探讨了“ 阿拉伯之春 ”的真正价值 。

当动人的民主喧嚣散去，文化、经济、社会的先天不足都显露无遗，宛如一个新生儿身上沾满羊水和血水，似乎在为仍深陷威权铁幕制度的人们提供着最后的安慰。

按照社会制度演进的历史规律，当经济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大众自我意识，尤其是权利意识、公民意识觉醒，摆在统治者面前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主动变革，要么被动迎接革命。

自古以来，自觉放弃既得利益的统治者是罕见的。而不彻底的变革往往会导致革命的加速到来。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对此有着相当透彻的阐述。但毕竟，经过一百多年的复辟与反复辟的多轮角逐，法国还是构建了以宪政为基石的民主政体——即使当代学界仍充满对路易十六夫妇的惋惜和对雅各宾恐怖主义的控诉。

时光往前推移，伴随着欧洲文艺复兴的璀璨火光，宗教改革的浪潮风起云涌，也出现了加尔文的黑暗时代，他一方面努力策动针对天主教黑暗统治的革命，在身居高位时则重复着过去黑暗势力所做过的一切，自命救世主，垄断《圣经》的解释权，残酷迫害异己，监狱人满为患，整个日内瓦城邦人人自危。但万千盲众中，仍有人坚持自由思想，发动着“苍蝇撼大象”的战斗，塞拉维特和卡斯特里奥都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茨威格《异端的权利》描绘的场景与“阿拉伯之春”完成了超越时空的牵手。它证明了个体解放和觉醒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只是后者更加幸运，处在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多元、民主潮流已成全球主流共识的时代，还拥有着将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的互联网。

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四个词的顺序相当重要。自由是第一位的——首先是内心免于恐惧的自由。以此完成个体解放，自由表达，自由思想，自由迁徙，自由择业，进而去寻求共同利益最大公约数，构成了民主真正意义上的基石。

“阿拉伯之春”留下的只是专制的废墟，完成现代意义的重建尚需一段相当艰辛的苦旅。

自由不是免费的，更如一匹烈马，绝非轻易可以驾驭。下一步，这个独立的个体将经过痛苦的博弈、平等的协商，找到约束野马的缰绳。“阿拉伯之春”后的中东站在民主的黎明之前，晦暗定会消散，最终写就属于自己的现代启示录。

文章内容

那么远，这么近的中东

文/周轶君

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推翻帝制，奥斯曼泱泱帝国走向君主立宪。消息传到日本，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东京的梁启超兴奋不已，挥笔写下《少年中国说》。彼时，土耳其军官与知识分子的革命，掀起近东、中东一片青年救亡运动，“青年突尼斯党人”、“青年阿尔及利亚人”、埃及利比亚下级军官政变，此起彼伏，封建制度风雨飘摇。梁启超心系故国，呼唤Young Chinese改天换地！

国际关系专家们常常认为，中东事务之于中国，犹如隔岸观火，关联不大。历史上，唐高宗曾以“路远”二字御批，拒绝援助波斯萨珊王朝。但其实，中东的命运离中国人并不遥远。都是封建、殖民半殖民统治一路走来，“船坚炮利”震碎古老文明繁华腐朽的长梦。法国士兵轰掉埃及狮身人面像鼻子后四十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拿破仑撤军，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开始西化改革，与中国“洋务运动”可有一比。

近代以来，中东文明、中央王国都在解答同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一个强势的西方？百年来沧桑变幻，都绕不开这一个情意结。1948年以来历次对以色列战争，阿拉伯世界屡战屡败，促发阿拉伯内部发生一个重要转变——回归本民族宗教文化源头，原教旨主义复萌。

时间来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在中东诸国引发骨牌效应，举世惊奇，中文媒体跟着一阵骚动，但很快恢复看客姿态：眼看他赶走独裁，眼看他乱象丛生。旗帜鲜明的媒体打出：“西方民主救不了xx！”就连对自由抱有期待的人们，都难免惋惜，甚至生出一丝不便言说的庆幸：幸好我们没有走上那条路！

中国人好论成败，然而成败最经不起时间检验。历史不在意欢呼或鞭挞，它多棱镜般的颜色、谜一般的命运，期待观察与思考。短短两年间，“阿拉伯之春”展示了社会变革的无穷侧面：我们看到中产革命缺乏组织、“穷人政党”与中产阶层对立、选票被曲解为民主政治唯的一手段、旧势力在新变局中的影响（如埃及军方）、 民主转型中威权怀旧及威权手段在新变局中的笨拙、先进生产力第一次不为统治者垄断、 民主大门该不该向地下组织敞开、革命神圣感与神圣感的消散、法治缺失民主无以维系、 国际干预的法律灰界……

变革中有太多值得探讨的话题、值得汲取的教训，统统被简单归于成败。关上电视、骂仗微博之后我们洗洗睡去，很少心平气和探寻得失原委。

作为一个中国人，在“阿拉伯之春”发生地现场，很难不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如何看待民主的西方性？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家，变革前民间“反美”、“反西方”情绪十分普遍，而从文化特性上讲，没有比伊斯兰教、阿拉伯文明更有权声称“特殊”，从而拒绝西方舶来的价值观了。如今在国内热烈迎接“民主”，会不会引起民粹主义的抵触？

令我惊讶的是，“阿拉伯之春”初涌，当地学界雀跃不已，欢呼“阿拉伯终于不特殊”、“伊斯兰与民主兼容”。与民众交谈，得到的答案也大多是：赶走独裁者与美国、西方没有关系，这是我们自己赢来的胜利。

事实上，伊斯兰早有“平等”因子。清真寺里没有座席，不分主次，国王跟平民都在一个平台上祷告。埃及在1925年已经有了宪法和议会，有了形式上的“三权分立 ”。

但毋庸讳言，民主现代性与西方性的一面，并没有在这些阿拉伯国家即刻嫁接。比如，法治的缺失。不是“西方民主救不了”，而是赶走独裁的阿拉伯国家，缺乏“西方民主”中除了一人一票外更重要的法治护航。仓促到来、缺乏保护的民主注定脚跟不稳，踉踉跄跄。又比如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指出的现象——大部分约旦人还没闹明白为什么要参加政党。在一个以“部落”、“宗族”维系的社会，结党予人负面印象。中国古代人情社会产出“朋党”，也异于西方的政党。

反思种种原因，不难理解“阿拉伯之春”为什么没能立即带来“美好明天”：在埃及，武力清场破坏了和平示威的元气；利比亚、叙利亚各自在血泊里浸了一回；美国政府仍然对巴林人的抗争视而不见。但是，社会各个层面，积极的改变也正在发生。个体意识的苏醒，正向周围扩散。

穆巴拉克倒台后的第一个星期，我去采访阿拉伯国家联盟原秘书长穆萨，舆论认为他有机会成为埃及下任总统。离开酒店的时候，跟门卫卡萨姆聊起穆萨。卡萨姆说：“我可不觉得他是当总统的料！”我开玩笑说要转告穆萨。卡萨姆正色道：“随便！ 我们连总统都赶走了，从今天起不再怕任何人！”

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尤素夫·泽丹说，1952年埃及发生的只是纳赛尔军事政变，而2011年发生的，是一场社会变革。它不仅赶走了旧体制的最高统治者，更触动了每一颗心灵，重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泽丹特别推崇教育的重要性。穆巴拉克被推翻之前，他就开始推动文化讨论，每个月在亚历山大和开罗主持沙龙，吸引年轻人参与。他希望年轻人对本民族的理解从“神秘”中解放出来，走向温和理性 。

剑桥大学研究埃及公民社会的教授亚西尔·苏莱曼认为，仍有理由对革命后的埃及保持乐观。推翻穆巴拉克后，开罗每一个社区自发成立了讨论小组。人们议论民主，设想未来，个体意识的觉醒，对任何一个想独揽大权的人构成压力。2012年，苏莱曼回到埃及，从机场过海关的时候，故意在护照里夹了20埃镑，海关人员竟严肃退还。革命前，不塞钱很可能遭到刁难。

自由来了，长出尊严。一个中年埃及人说，穆巴拉克下台后，他每天都去广场，对那里着了迷。因为广场上有各种喜剧表演，有人模仿穆巴拉克，有人唱饶舌歌曲讽刺政治。“你知道埃及人最喜欢开玩笑，打破政治禁忌之后，突然找回了我们是谁 。”中年人说到这里，眼睛湿了。我猜想他的体验是，自己又成了生动活泼、有血有肉的人。

恐惧没有了，一切才刚刚开始。

节选自《那么远，这么近的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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