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人：叶翔   汇信资本董事总经理，曾任职香港证监会中国事务总监、中银国际执行董事

推荐语：

今日中国人均GDP已近7000美元，再过十几二十年从许多指标上看，中国经济将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在中国成为发达经济体之后，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会如何演变？会演变成西方一样的民主制度，还是毫无变化，或者其他某种形态，如当代版的中体西用？今天我们对各种政治社会制度的优劣的认识，不仅来自现实感受，更来自理论上的分析，这都将影响几十年后的选择。

赵汀阳教授的《坏世界研究》（下文简称《研究》）是对各种政治制度进行哲学分析的一部力作。多数政治哲学著作以理想世界为目标，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康有为的《大同书》等，而赵汀阳的著作是以现实“坏”世界作为研究对象，探索适应现实“坏”世界的最优政治与社会体系，以求得到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需要具备哪些更基本的要素。

我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长期以来想当然地把当代西方民主制度作为中国未来政治社会制度的终极选择，但《研究》让我认识到民主制度并不是目的，更何况现今的民主制度大有可改进之处。在书的第三章“最好的国家”中，赵教授批评：“现代人往往满足于‘民主制是最不坏的制度’这种想法，其实‘最不坏的制度’说明不了什么问题，重要的是民主制度是否能够保证处于一个‘最不坏的状况’。”他认为人的生活本身才是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出发点与归宿，这使这些艰深的政治哲学问题总能与日常生活相联系，引起读者的共鸣，又能不时闪耀智慧的火花。

从中国古代的政治智慧，无论是周朝的天下治理、儒家的道德观，还是老子的无为而治，抑或法家的“必然之治”与“制度信任”，到西方古代与现代的政治思想，不管是古希腊的城邦、罗马的帝国，还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与知识论，伯林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抑或马基雅维利的“狐狸和狮子”理论，赵教授都在阐述自己的观点体系的同时，围绕自己的观点进行了适当的评介，这让非政治哲学专业的读者增长了不少政治哲学知识。

文章内容

革命的浪漫想象

文/赵汀阳

阿伦特说革命意味着“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从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将要展开”。这也是人们对革命的一般期待。革命总要重新开创历史、制度和观念，开创新的生活方式和新游戏，树立新的价值观和理想，否则怎么能算是革命呢？在人们对革命非同一般的热情背后是渴望和想象：革命将创造新事物，新事物是闻所未闻的好事情。新事物被等同于好事情，这是现代革命的一般逻辑，也是现代进步论的一般逻辑。

革命自古有之。古代有革命之事，却无“革命”问题。古代人在不得不革命时就干了革命，却没有把革命看作思想问题。革命只有在现代才成为需要反思的问题，现代革命是人们的主动追求，所以需要理由。古代革命虽然也是制度和观念的根本性变迁，但与现代革命有着原则上的区别。传统革命需要间隔很长时间才发生，而且总是与必须解决的政治问题有关，是迫不得已的革命。

尽管古代革命也需要天才想法，但古代革命不是由前卫观念带动的，不是为了实现某种没有把握的理想，因此，古代革命的目的不是反对传统，它即使开创了新的生活和思想，也会迅速变成一种新传统而稳定下来，总之，古代革命是为了给已经失去稳定性的社会重新创造一种稳定结构，是为了对付社会失衡而去创造一种新的均衡，是为了拯救确定性而去创造新的确定性。周朝创制天下体系，秦汉建立专制帝国，古希腊创造城邦，罗马建立共和国、接受基督教，路德进行宗教改革，这些古代革命仅仅是制度或文化上的某种必要改革，是解决政治问题的一种实用方式，而且明确知道这一变革要什么或者不要什么，而革命本身并没有成为革命的目的和指导性观念，也与激情基本无关，更不意味着对新事物的崇拜，不像现代革命那样使“人们的想象力预先就沉浸在即将来临的闻所未闻的幸福中……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现代革命所想象的新事物到底什么样、好不好，都不清楚，也不需要清楚，现代革命因为前卫而盲目。

现代革命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现代革命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用来颠覆一切权威和一切传统的游戏规则。革命就是否定传统和权威，而革命本身又变成了现代的一个专门反对各种传统的传统。这其中显然具有悖论性质。不过，“反传统的传统”这一悖论在现代革命的连续性中得到缓解。只要不断持续地反传统，反传统的行为就似乎变成合理的了。

现代人意识到，现代革命一旦颠覆了传统就必定带来各种问题，于是，为了解决革命造成的问题就只好不断革命，只有不断革命才能拯救革命。现代革命无法彻底解决社会问题，当革命热情消退，各种腐化堕落的现象就死灰复燃（人性如此），这注定现代革命是一个饮鸩止渴式的连续革命过程。

现代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革命。人们在追求新事物上一往无前，在人为发明的各种观念下改变了人类自然而然的进程和方向。有一些特别重大的现代革命被认为具有划时代的历史地位，比如法国大革命。阿伦特说，“法国大革命以灾难告终，却成就了世界历史”。确实如此，后继的大多数现代政治革命几乎都源于法国大革命的启示，而且都和法国大革命一样导致了社会混乱和动荡。如果不限于政治革命，而在广义上去理解现代革命，工业革命就往往被认为是与法国大革命具有同等决定性地位的现代革命，因为它使得“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摆脱了束缚它的桎梏”，从而完全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假如说法国大革命试图在政治和精神上解放人类，工业革命就是在物质上解放人类。工业革命显然比法国大革命成功得多，尽管工业革命的结果未必都是好事，但它至少不像法国大革命带来那么多的灾难。不过，工业革命似乎还不是真正能与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的现代革命。科学革命就比工业革命更深刻和更深远地改变了人类的命运，科学革命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而且改变了人类理解事物的世界观，因此，科学革命才真正是能与法国大革命并驾齐驱的重大革命。

现代各种革命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其重要性其实难以比较。我们没有十足理由认为现代的文化革命不如政治革命和科学革命重要。现代的文化革命，比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其重要性恐怕不亚于改变了物质世界的科学革命或改变了社会制度的政治革命。应该说，科学革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这三大革命分别改变了物质、精神和制度，从而创造了现代生活。通过这三大革命，人类试图按照人为的观念重新设计人和生活，重新定义自然原本规定的人类命运。现代人就是试图自我设计命运的新人类，无论现代人是否还信仰上帝，都已经在实质上背叛了上帝，难怪尼采说上帝死了。

法国大革命根据自由和平等这样抽象完美的概念推出了同样抽象完美的人权概念，唤起了人民对一个不清不楚的抽象完美世界的宗教般激情。阿伦特说过，“一切现代革命本质上都源于基督教”。基督教以人人与上帝的等距离平等而反对一切世俗权力和权威，这是现代革命的一个基本精神来源。在更早时候托克维尔就已经指出：“法国革命正是依照宗教革命的方式展开的……宗教把人看作是一般的、不以国家和时代为转移的人，法国革命与此相同。它不仅仅研究什么是法国公民的特殊权利，而且研究什么是人类在政治上的一般义务和权利。”法国大革命从基督教那里获得了普世主义和抽象人性的灵感——这或许是无意识的——从而发起人们去打倒一切传统和权威，“法国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是要废除旧社会结构，因此，它必须同时攻击一切现存权力，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除去各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并且可以说，从人们的头脑中荡涤所有一贯培育尊敬服从的思想”。

法国大革命摧毁各种传统，这使柏克极其失望。在柏克看来，随便摧毁传统是无理的疯狂行为，必遭报应，因为传统是人类长期积累起来的智慧，是文明遗产，它包含值得尊重的各种美德、经验和秩序，因此柏克对法国大革命几乎全盘否定。

传统是否可以颠覆？这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强调传统的重要性不等于反对创新，而是反对在没有准备好比传统更优越的东西时就摧毁传统。假如发明了确实比传统更优的新事物，除了那些对优越事物毫无感觉的愚昧之人，或自己利益因此将受到挑战的人，很少有人会反对真正优秀的新事物。确实有了可立之事，破旧才有意义，立的同时就是破，可是破的同时却未必就是立。

保守主义者们反对颠覆传统的另一个理由是，一个传统往往有好的方面又有坏的方面，颠覆传统经常摧毁的仅仅是这个传统中比较好的方面，而坏的方面却总是被保留下来。这是因为，好的事物比较脆弱，而坏的事物更为顽固甚至坚忍不拔。传统总是包含着抑制人间罪恶的许多智慧，这些智慧未必最优，但总有不可忽视的用处，否则社会早就崩溃了。当革命良莠不分地摧毁传统，可能仅仅摧毁了好的方面，而坏的方面却因为社会失序而更加泛滥。因此，推翻传统的革命很容易变成不负责任的集体行动。

在柏克看来，法国大革命就是典型的不负责任的集体行为。人民可以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但人民必须首先学会做负责任的主人，必须重视“什么是他们从自己先人那里所得的东西以及什么是应该留给后代的东西”，这样人民就会知道他们没有权利去“随心所欲地摧毁他们社会原来整个的结构，从而割断永业、损坏遗产”。可是法国大革命的不负责任行为给后人留下的是“一片废墟，而不是一幢住宅”。这种不负责任的革命有着长久的后遗症，人们不负责任的行为成了坏榜样，等于在“教导他们的后代不尊重他们的设计，就像他们自己不尊重他们前人的制度一样”。

革命追求解放，追求自由和平等，追求人权，这些本身没有错。错误不在于革命的目标而在于革命的方式，而革命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导革命的是什么人。从柏克、托克维尔到勒庞和阿伦特等思想家，他们尽管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各不相同，但有一点看法大致接近，这就是，如果一场革命，比如法国大革命，是由想入非非的知识分子带领群众进行的，那么革命多半会采取错误的方式而造成灾难性的结果。

按照阿伦特的说法，那些知识分子过于关注所谓的“社会问题”，即社会中种种不平和贫困现象，急于一劳永逸地解除群众的痛苦，而忽视了重大的制度问题，以至于“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由穷人组成的群众必然注定了革命不得不去优先关注群众痛恨的那些社会问题，可是那些琐碎问题将湮没伟大目标。但假如不按照群众的兴趣去解决群众的社会问题，就恐怕没有太多群众追随革命了。于是，无论革命领袖们本来有什么鸿鹄之志，结果必然是，“革命掉转了方向，它不再以自由为目的，革命的目的变成了人民的幸福”，同时，本来追求的普遍人权变成了穷人的权利。

当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到处皆是不平事，即使坏政府也不得不进行某种改革调整以改善人民的处境而缓解政治压力，但是在强大压力下的改革是最危险的政治时刻。饱受苦难的人民身上的锁链一旦略为松动就迫不及待地翻身，即使激烈的革命有可能导致更坏的结果，即使革命成果可能被新的统治者所篡夺，群众也宁可试试运气。

由群众主导的运动必然是危险的。勒庞说：“彻底摧毁一个破败的文明，一直就是群众最明确的任务……创造和领导着文明的，历来就是少数知识贵族而不是群体。群体只有强大的破坏力，他们的规律永远是回到野蛮阶段。”在革命行动中，群众由于数量优势而使其中每个人似乎获得了力量。“在孤身一人时， 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关键在于“群众是个无名氏”，因此谁也不必承担责任。集体的力量和无责任状态，这两者的结合使群众运动难免走向荒谬甚至作恶多端。

更糟的是，集体行动有着强大的催眠作用，头脑清楚的人一旦卷入群众运动也会被催眠。勒庞发现，集体行动的催眠作用使得有意识人格消失，无意识人格得势。在肆无忌惮的民主中，法不责众使得无人害怕遭到惩罚，人性中坏的一面充分发挥出来。所以柏克相信多数人的暴政甚至比王权暴政更加残暴。法国大革命讥讽性地以它的实践破坏了它所高调宣布的自由、平等和人权。

柏克认为英国革命更为稳妥，阿伦特则发现美国革命更可取，一个重要理由是，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都不是由喜欢妄想的小知识分子领导的群众革命，而是由政治家和社会杰出人士基于对现实问题、政治形势和真实人性的理性估计而进行的制度革命。好的革命并不强求按照理想去创造一个好社会（现实总是不向理想靠拢），而仅仅试图创造一个更有利于社会发展、政治风险最小化的稳定制度，这种制度首先强调普遍有效的法治以及那些能够界定清楚并由法治提供保护的个人权利。悖谬的是，尽管法国大革命带来巨大灾难，却只有法国大革命成为革命的普遍榜样。也许法国大革命看上去最像革命，最符合革命激情。

在资本主义获得充分发展之后，物质财富的大幅度增长创造了富裕社会，革命热情似乎成为往事，革命似乎不再激动人心，但革命在1968年的法国戏剧性地重登舞台。与法国大革命不同，“五月风暴”不需要去解决贫困、等级和歧视之类属于资本主义初期的社会问题，而是要解决属于资本主义后期的歪曲人性的文化问题，更确切地说是精神危机问题。正如精神拯救不了物质，物质也拯救不了精神，物质虽然发展了，精神却萎缩了，正是精神危机导致了新革命。巴黎学生们从打击腐朽愚蠢的教育制度入手，进而批判了整个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人们对物质富裕但精神上自私自利、庸俗空虚、缺乏意义的生活深感失望，因此幻想能够有一次文化革命。

索邦大学的大字报说：“当下这个革命不但质疑资本主义社会还质疑工业社会。消费社会注定得暴毙，将来再也没有任何社会异化，我们正在发明一个原创性盎然的全新世界。想象力正在夺权”。在充满知识分子幻想这一点上，1968年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倒是一脉相承。用想象力去夺权以便创造一个新世界，这是革命者幻想革命能够点铁成金的标准思维。革命的问题虽然变了，但思维方式相去不远。人们想象的仍然只不过是一些抽象概念，新世界到底什么样却无法想象。当缺乏建设新世界的智慧和能力时，是不可能想象新世界的。

1968年革命悲剧性地延续了法国大革命“让修辞勇敢地凌驾于现实之上”的政治修辞传统。修辞虽然迷人，终究无大用处。说出美丽的修辞并不等于拥有了建设新世界的知识。结果，1968年革命成为“资本主义的最后一场喜剧”，一场“笑不出来的深刻喜剧”。假如革命与物质匮乏有关，那么革命的失败就是悲剧，可是假如革命与“心智剩余”有关，就只能是笑不出来的喜剧。剩余心智有不靠谱的幻想，又眼高手低，喜欢幻想革命，可是革命并不是实现幻想的好办法，革命善于打倒旧事物，却不善于建设新事物。精神问题也不是社会革命的恰当理由，因为没有哪种权力能够为精神负责。

节选自《坏世界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