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云034

作者: 2014-08-11
上海太拥挤了吗?

推荐人:李淼         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

推荐语:

中国正经历快速城市化过程,可以说,以电气化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以信息化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同时在中国发生,由此引发巨大的变革和对人群的压力。今年年初,就发生了到底在大城市生活好还是在小城市生活好的争论,这个争论不过是现代生活压力导致的一个自然结果而已。

20世纪中期出现一个所谓的齐夫定律,是哈佛大学语言学家齐夫发现的。他发现,在一个文本库中,一个词汇出现的频率与其排名成反比。也就是说,排名第二的词出现次数是排名第一的1/2,排名第三的词出现的次数是排名第一的1/3。在英语中,多数情况下,排名前三的词是:theofand。在现代汉语里,排名前三的字是:的,这,是。但存在并列的现象,如与出现频率差不多的是。齐夫定律也适用于很多其他情况,如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例如,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的城市人口是八百万左右,第二大城市洛杉矶的城市人口是四百多万,第三大城市芝加哥的城市人口是二百七十万。齐夫定律并不严格适用于中国城市人口,就像它之于现代汉语一样,有并列的情况。例如,排名第一的应该是上海和北京,城市人口都是两千万左右。排名第二的是成都、广州、深圳等城市,都在一千五百万以内。

也许中国本来就比较独特,人口多,喜欢搞并列。《上海太拥挤了吗?》一文当然不是研究齐夫定律的,而是论证上海这个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在未来的发展速度应该高于东京在大发展时期的速度,论证上海完全可以承受更多的人口,以及没有必要严格执行户籍制度,因为这将为中国的大城市发展乃至中国全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我个人还关心,城市的高速发展对已经畸高的房价会带来什么长远的影响。

在中国飞速城市化的同时,中国也在飞速信息化,移动网络的普及、生活的智能化,都会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也许,经济学家也应该研究城市发展与信息化之间的关系。

文章内容

上海太拥挤了吗?

/ 陆铭

根据最近亚洲开发银行万广华的研究,在人类历史上城市化的进程里,越晚进行城市化的国家,城市化速度越快。而且一个国家越晚开始城市化的进程, 城市化放缓也越晚。但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一些对特大城市发展的恐慌。今天在中国,有非常普遍的对上海和北京人口膨胀的担忧。

中国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关系到大城市发展。一是户籍,一是土地。户籍政策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里讲到要合理确定大城市的落户条件,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建设用地指标的安排上,最近国土资源部的说法是,除生活用地及公共基础设施用地外,原则上不再安排城市人口达到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中心城区新增建设用地,基本思想是中国的特大城市已经到了要控制规模的时候了。

Zipf 's Law和世界各国的经济活动分布

城市人口数量应该成为政府政策控制的目标,还是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预测指标呢?放眼全球,极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把城市人口作为政府政策控制的指标,而都是把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结果,从而使人口成为城市未来制定公共政策的预测目标。

城市人口能否预测?我认为是可以的。这里我要介绍齐夫法则,英文是Zipf's Law。它指的是,一个国家最大的城市的人口,是第二大城市人口的两倍, 是第三大城市人口的三倍,如果要排序到第N位,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N大城市的N倍。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实施了很多政策,把人口从大城市往小城市迁,从沿海往内地迁,导致人口总体分布比较分散。而改革开放后,市场在人口分布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万广华最近的研究,现在中国的情况是,随着市场成为资源配置决定性的力量,可预期中国未来城市人口的分布将越来越符合Zipf's Law

耶鲁大学Wiliam Nordhaus教授最近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人口和环境,他做了一个项目,研究各国每平方公里土地上所创造的GDP,并把数据变成了可视图。在每个国家,柱子越高,就表示这个位置每平方公里上产生的GDP水平越高。

美国的经济活动大量集中在东部、西部和南部少数地区。日本的经济也高度集中在三大经济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东京。英国高度集中在伦敦附近。法国更加集中,它的经济像埃菲尔铁塔,基本集中在巴黎周围。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相对来讲,人口和经济活动还是高度集中在少数地方。这说明经济的集聚其实跟经济规律紧密相连。

中国的图也是Nordhaus教授画的(见图1)。粗看上去,中国也很集聚。但中国有一条非常著名的胡焕庸线,就是黑河-腾冲一线。根据2000年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小组的研究,从东北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这条直线拉过来,右半边集聚了94%的人口和96%GDP。从这条线被发现到现在,80年来这个比重没有发生很大变化。这意味着,当我们讨论中国的人口集聚时,可以把胡焕庸线以西的部分忽略掉。如果我们只看这条线的东部,中国的经济活动恐怕就不是太集中,而是太分散了。

 

首位城市与城市化

对一个国家的首位城市来讲,人口比重或人口规模是否有经济规律可循? 先看一下世界各国的首位城市人口比重的状况。美国纽约人口占到美国人口的2.7%,这里讲到的纽约是行政区划上狭义的纽约市。英国伦敦占英国人口的13%。东京都占全日本人口的10%,这里讲的东京都是小东京的概念,而东京圈的人口基本上在3600万,全日本每三个人就有一个生活在东京圈的狭小范围内。在法国,巴黎人口的比重达到了16%。再看相对较小的国家,由于人口集聚发展, 首位城市占到国家城市人口的规模比重就更高了。

下面正式做数据分析,首先给大家看这张图(见图2),主要看两个变量,横轴是2012年时国家的总人口,这里取了对数。而纵轴是同时期每个国家最大城市的城市人口,也同样取对数。这张图的如下几个信息非常重要。

 

第一,这张图的拟合度相当高。这意味着,总人口变量对于首位城市人口的解释度已经相当高了,可以说是一个经济规律。

第二,在人口比较多的国家,如果大量人口集中在首位城市,会更多地导致城市病的发生和房价的上升,所以人口向首位城市集聚的过程会慢于国家人口增长的过程。

第三,根据这张图,得到的结论恐怕是,相对于符合中国首位城市的未来人口规模,上海的人口还将持续增长。这个模型上有一个阴影带(见图3),即置信区间,绝大多数的城市都落在阴影带之内。而孟买和上海都落在阴影带之外,说明在这两个国家,有其他因素使它偏离国际规律所要求达到的程度。

 

我们的研究显示,国家的总面积和国家首位城市的人口规模呈高度正相关, 这意味着,虽然国土面积大的国家有更多城市可以分散人口,但一般国土面积大的国家,人口也会更多。

接下来考察一个国家城市化的水平和这个国家的首位城市占有的人口比重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如果以农业为主,土地不能在空间上移动,这导致国家农业比重越高,人口就越分散,工业和服务业比重提高的时候,人口也更集中。我们的研究显示,城市化的进程会推进人口向首位城市所代表的大城市集中。

上海与东京

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有过非常短期的东京都人口的下降,与当时的首都分散功能计划有关。但很快就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日本发现,当用行政力量来做人口疏散时,影响到了东京作为首位城市的国际竞争力,甚至也会波及整个国家。这段历史需要思考和借鉴。

今天中国有个非常流行的说法,说西方国家出现了所谓逆城市化现象。逆城市化现象有很多种定义,有一种理解是大家在逃离大城市。但西方国家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逆城市化呢?仍然拿东京作参照,1965年到1995年,越来越低比重的人留在东京,白天在那里上班,晚上回到周围的小城市住。但1995年以来,这个比重又有非常明显的回升。

这是否有规律可循?人口搬离市中心的年代,是油价比较便宜的年代。但现在变了,人们越来越需要以知识、信息、技术作为投入品,越来越需要跟别人交流,油价越来越贵,时间成本在上升。这意味着,宁愿承受市中心比较高的房价,住得狭小,但还是住市中心。

再看上海的人口变动。1991年到2012年,上海的年均总人口增长,包括外来移民的增长,是每年49万。考虑到上海的面积是东京都的3倍,上海的人口增长速度也不能说太快。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和劳动力需求的结果。

再看非户籍人口的增长量,这是现在的政府政策认为要调控的部分。非户籍人口在历史上的确出现过越来越快的增长,但最近这些年增长速度已经开始下来了。这里唯一不太清楚的是,这是自然规律——即上海经济总量的提高开始慢下来,所以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也开始下来——还是这是政府调控的结果之一。如果仅仅依赖主观判断,我觉得主要还是前者。

 

在我们的控制变量里,城市化率是显著的,城市化水平越高,首位城市的人口就越是增长。同时,如果经济开放程度越高,这个国家和贸易相关的部门就会越强,通常贸易、金融、酒店业、航空运输业这些部门,大量集中在首位城市。所以一个国家越开放,这个国家的首位城市的人口也会增长越快。

特大城市的人口政策

我认为特大城市的人口政策应该务实。上海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这意味着,户籍制度毕竟不是签证,阻挡不了那些觉得在上海可以增加自己的收入、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的人口流入。如果人为控制人口,很可能出现违背经济规律的结果。

如果持续采取户籍制度,这种分割会使在大城市里没有户籍的人口比重上升。在上海,没有户籍的人口已达到了40%。按这样的速度,用不了多少年,没有户籍的人口可能超过50%。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生活满意度比较低,对周围的人,对政府、社会的信任度也较低。最近我们研究发现,没有户籍的人在空间上还有聚居在一起的现象。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什么状况?

 

城市发展的思想误区

城市病的产生,不能简单归结为城市扩大的结果,也不能简单理解为人口密度提高的结果。城市是否会出现拥堵和污染,主要是产业结构、技术和管理的问题,而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将缓解生产活动的排污。

很多人认为农民工进城会挤占城里人的福利和公共服务。首先,这是供给和需求的问题。当公共服务不足时,要增加供给,不要限制需求。其次,人口进来以后,会带来经济增长和税收增长。这会使公共服务资源总量增长,不是在分蛋糕。再次,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因为有规模经济效应,边际上进来一个人,占用的公共服务资源远小于现在人口占有的公共服务的人均量。最后一个误区,是认为城市发展不要低技能者。错了!没有低端劳动力,城市无法运转,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是互补的。

同时,职住不能过度分离,现在的很大问题是大量交通用在路上,造成拥堵。这不是城市规模扩张的必然结果,而和规划有关。在发达国家,比如新加坡,出现了垂直城市的端倪。

上海要赶紧制定上海经济圈的规划,在都市圈规划中,特别要以跨省界的大规模地铁交通为先导,未来甚至要建大车站、复线、高速地铁。在社会需求方面,公共服务要增加,社会保障要一体化,特别是跨省社会保障的衔接要做好。上海目前出现的情况是,大量优质公共服务集中在市中心,公共服务资源集中的地方和人口集中的地方脱节,未来这也要大力解决。当公共服务在空间上实现均等化,人的通勤需求就会下来,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也会大大缓解。

摘自《东方早报》

陆铭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2014年第5鸿儒论道上的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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