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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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irisjyyu 2014-08-19
于国富:关于《侵权责任法》对互联网的影响

  1、首先对于互联网上比较常见的人肉搜索、网络攻击以及披露个人隐私等现象,您认为是否需要监管和追责?

  答:对于人肉搜索,法律上并没有给这种行为下定义,我个人认为这只是中性的行为,本无所谓合法与非法。只有那些以人肉搜索为手段,对他人合法权益进行侵犯或者实施违法行为的,才需要被监管和追责。对于网络攻击和披露个人隐私,则会造成对他人的侮辱诽谤和隐私泄露,是侵权行为,应当被监管和追责。

  2、我们注意到,《侵权责任法》第36条中有关网络侵权的规定,要求作为发布平台的互联网企业也承担相应责任,您觉得会对互联网企业产生哪些影响?

  答:《侵权责任法》第36条,即互联网条款,规定:(1)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2)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3)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这个条文的三个条款都对互联网企业有所约束。这里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系指为网络信息交流和交易活动的双方当事人提供中介服务的第三方主体,它包括但不限于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网络空间提供者(包括提供博客空间、BBS空间、服务器空间出租等)、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传输通道服务提供者(如电信运营商)等媒介双方当事人的主体。网络服务提供者为中立第三方主体,其不参与信息交流,不对有关  交流双方之间的信息内容进行事前筛选,不选择信息的接收方。

  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讲,学界一般认为,侵权责任法的这个互联网专条给互联网企业提出了新的挑战,甚至,国内外法律的宽严程度差异,可能会导致我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的阻滞。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1)过于严格的通知后义务,将导致互联网内容质量下降,言论自由程度降低。在收到负面言论所涉及的主体的通知之后,互联网企业将面临要么立即举证证明他人发布的负面言论真实有效,并且并不侵犯他人权利(这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讲,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么,就要立即删除通知所涉负面内容。一个比较极端的假设就是,如果每一个被批评的主体,都掌握了“通知”宝剑,那么,互联网上可能会减少很多真实中肯的评价,反而充斥没有任何用处的滥美之词。

  2)与美国等国家的互联网侵权法律规定相比,我国的侵权责任法互联网专条似乎过于严厉。例如,在美国的《通信法》第230条规定,“任何一个互联网服务的提供者或者使用者都不应被看作他人提供的信息的公布者或者发言人。”这就基本上豁免了网络服务商的侵权责任。显而易见,我国的侵权责任法的互联网专条比美国上述法律严格的多。众所周知,互联网是没有国界的,经营者希望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宽松的法律环境之下,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新的法律环境之下,投资人可能会更加谨慎的实施在中国互联网领域的投资策略。

  3、此条中有一个前提,即“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将承担责任的规定”,是否就考虑了互联网企业的特性,而参考了类似“避风港”的原则?

  答:侵权责任法这一互联网专条包含了三个认定互联网企业侵权责任的层次。第一层次,互联网企业对于自行发布的侵权内容,承担直接侵权的责任;第二个层次,互联网企业对于他人发布的内容,无法认知其侵权与否的情况下,等待权利人通知,然后才有删除和屏蔽等义务,未履行该义务的,对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第三个层次,对互联网企业明知他人发布的信息侵权而不采取必要措施的,无须权利人通知即应当承担责任。其中的第二个层次,类似于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所规定的网络服务提供商的“通知-删除”的避风港原则。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两者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规定了权利人的通知中应当包含“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第十四条),也就是说,权利人应当完成证明内容侵权的举证责任后,网络服务提供商才有义务删除屏蔽涉案内容。并且,该条例在规定“通知-删除“程序的同时,还规定了“反通知”制度。即,在互联网服务商删除/屏蔽相关内容的同时,允许涉案内容的提供者向服务商提供反通知,并举证证明自己提供的内容不侵权。在接到该反通知之后,服务商应当/可以恢复被删除/屏蔽的内容。而侵权责任法第36条并没有规定通知人的举证责任,也没有规定内容提供人的反通知权利和内容恢复程序,从而与避风港原则相比,增大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责任,容易导致通知权被滥用问题。

  4、我们知道,涉嫌侵权的内容往往由个人出于种种目的发布,有时候如何查找发布者可能也面临一些困难,比如发布者匿名发布或在网吧等公共场所发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也会面临追责无门的情况?

  答:目前,对于通过互联网实施的犯罪行为,国家侦查机关具备强大的网络侦办能力,即使是那些通过匿名发布或者在网吧等公共发布违法内容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技术措施予以侦破。甚至对于部分服务器设置在国外的涉网案件,我国司法机关侦破案例也屡见不鲜。

  不过,对于民事侵权行为来讲,目前主要是被侵权人自行通过民间途径调查取证,这时,取证的难度就会非常大。尤其是那些匿名发贴网吧发贴的情况,基本无从查证直接侵权人。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网络侵权案件中,原告并未追究直接发布侵权内容的人,而是把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起诉到法院的原因。

  5、也有人提出,“网络人肉”并不全是坏事,比如之前的“周久耕事件”就是因为网友的揭发才揪出一个大贪官,所以网络反腐也是重要的监督手段。如果人肉行为都被禁止,其实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答:参见前面的表述,我认为人肉搜索本身只是一种中立行为。通过人肉搜索,我们可以找到多年失散的亲朋好友,通过人肉搜索我们可以挖出实施真相。因此,其本身本无天然的违法之处。只是那些希望通过人肉搜索手段,达到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目的的行为,才是应该被法律所禁止的。

  侵权责任法的互联网专条,可能会导致对正面的积极的人肉搜索的打压,从而导致不利后果,需要通过司法微调或者具体解释来解决。

  6、那么鉴于互联网的特性,以及一些内容发布者的不同目的,是否需要区别对待?比如车祸肇事者逃逸,受害方通过网络“人肉”,是否应界定为侵权?您觉得该如何界定网络侵权的标准?

  答:网络侵权,其本质仍然是一种侵权行为,需要具备侵权行为的必要条件才能认定。一般来讲,侵权行为必须具备四个要素:行为的违法性;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有损害结果,行为和结果之间有因果联系。如果具备这四个要素,可以认定构成网络侵权行为,如果这四个要素缺少任何一个,均不应该构成侵权行为。

  以上解释如果过于学术化的话,我可以举个例子:作为律师,如果我希望找到我代理的案件中的一个重要证人,而没有他的联系方式,我可以通过互联网发布寻找他的一个启示,大家也可以人肉一番,把这个人找到。这里面,我就没有任何过错,并且行为不违法,没有损害后果,显然不构成侵权行为。

  然而,如果我是希望打击报复对方证人,恶意在互联网上面公布对方证人的住址电话等,让别人去人肉他,甚至骚扰他,这就具备了上面提到的四个要素,构成侵权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

  7、互联网海量的信息及膨胀式发展的特性,是否意味着对其的立法和规范永远只能是滞后的?

  答:在立法实践中,存在两种立法体系。一种是英美法系的判例法体系。在这个体系下,之前已经生效的法官判决可以作为之后的案件可以引用的法律,因此又被称为“法官造法”。而我国的体系类似于大陆法系中的成文法体系。因为只有经过法定程序研讨制定的法律才可以在法庭中起到决定作用,而法律的制定往往需要严格的程序和很长的时间,从而必然导致立法滞后于实践。

  不过,我国有比较完善的“司法解释”制度,对于暂时处于法律盲区的热点问题,或者法律规定不甚明确的问题,我国公检法系统会通过颁布司法解释来填补空缺。例如,早在《侵权责任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颁行之前,我国就已经在使用相关司法解释裁断互联网侵权案件,也取得了非常丰富的审判经验。

  8、您如何看待目前我国互联网立法的现状?您觉得有哪些方面亟待改善?

  答: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互联网立法非常短缺,法律盲区到处都是。不过,随着相关法律的不断出台,法律盲区日益减少,立法数量和质量均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如果说需要改善的话,我认为以下两点比较突出:

  1)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讲,我国目前的立法和司法过于严格

  对于这一点,我在前面也有论述。如果过于苛责互联网企业,他们可能会在无国界的互联网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需要谨慎考虑。

  2)我国法律对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还是个空白

  互联网侵权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侵犯他人隐私等行为造成的。这些侵权行为的普遍存在,有一定立法缺失的原因。目前很多国家都有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而我国至今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对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和保护尺度进行明确规定,从而导致个人保护自己隐私信息时无所适从,网络企业在侵犯隐私的指控面前,也表现的非常茫然。我们呼吁国家尽快将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提到立法日程上来,解决法律盲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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