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想者的遗产：新和谐公社往事
实验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论。提出理论假设，制定实验方案，收集数据，证实/证伪理论推测，这一过程循环往复，让我们一点点靠近真理。有学者认为正是文艺复兴时期重拾古希腊的实验精神，才完成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革命，开创出现代社会持续两百年的繁荣1。
当研究焦点从客观世界转向人类社会，实验作为的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受到挑战。以个人或小群体的行为心理为研究对象的实验，或可在实验室的封闭环境中进行，排除环境因素干扰，一定程度上保障结果稳定可复现。但走出实验室，到现实环境中进行社会实验，必然面临大量难以控制且互相关联的影响因素，造成结果的不确定和难复现，也几乎无法根据实验结果对未来做准确预测，因此常有社会科学非科学的说法2。
但也不能就此认定在社会层面进行实验全无意义。在两百年前的工业革命萌芽期，曾经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实验，从理想主义的原则出发，在现实环境中验证新社会制度的效果。实验浪漫开始，困窘结束。但这场不成功的“空想”社会实验留下一些宝贵的遗产，让现代社会中的一些普遍性的福利原则发展出稚嫩的枝桠，或可对今天仍在进行的各类社会探索提供一些借鉴。
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从棉纺织业开始的。1733年约翰·凯伊(John Kay)发明弹簧驱动的飞梭，大幅提升织布效率。1765年詹姆斯·哈格里弗斯(James Hargreaves)发明珍妮机，成倍提升纺纱效率。1771年，里查德·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在德比郡克罗姆福德建成第一家水力驱动的棉纺织厂(Cromford Mill)。1783～85年，蒸汽机开始在纺织厂使用。一系列划时代的发明开启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序幕。
水力/蒸汽驱动的棉纺织厂迅速在英国各地建立起来，大量劳工聚集在车间里，搬运物料、维护机器。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机器为核心的大规模人类协同劳动。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因为水力/蒸汽驱动的纺织机对体力的要求较低，很多妇女和儿童进入劳工队伍，到1800年，英国棉纺业雇佣约两万名学徒；1810年，大约每五名棉纺工人就有一名是13岁以下的未成年人3。
恶劣的工作环境、超长的工作时间，对工人特别是童工的身心带来伤害。1802年英国议会通过由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提出的《学徒健康和道德法案》(Health and Morals of Apprentices Act)。法案虽被冠以“健康和道德”的名号，但具体条款在今天看来仍极不人道，如规定学徒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2个小时，晚上9点以后不得继续工作等。即便如此，因为缺乏有力的监督执行，这一法案没有产生太大效果。
1815年，罗伯特·皮尔在1802年法案的基础上提出禁止棉纺厂雇佣10岁以下儿童，但未被英国议会采纳。1819年，在他的持续推动下，英国议会通过《棉纺厂法案》（Cotton Mill Act），规定不得雇佣9岁以下儿童，16岁以下童工每日工作时长不超过12小时。耗费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才获得劳动者保护的寸进。这一次罗伯特·皮尔有了一位非常有力的盟友，当时已经有名气的实业家，后来被称为“英国社会主义之父”的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4。
欧文是苏格兰实业家，在新拉纳克(New Lanark)拥有四家棉纺厂，总共雇有2000名工人。其中约四分之一是未成年人，主要来自爱丁堡和格拉斯哥附近的福利机构和孤儿院。
欧文在自家的棉纺厂推行10小时工作制，并成立学校为童工提供基本的教育。1810年，他提出“8小时工作，8小时玩耍，8小时休息”（eight hours labour, eight hours recreation, eight hours rest）。这一设想远超出他的时代，即便是在自家的工厂，也因为合伙人的意见不统一而难以推进。
但这并不妨碍欧文的新拉纳克工厂成为明星企业。欧洲权贵，包括后来成为俄国沙皇的尼古拉斯大公都慕名而来，对欧文管理的新拉纳克工厂给出很高的评价。他们惊讶于工厂童工良好身体素质和表现出的纪律性，以及成年后相对较低的犯罪率。欧文所倡导的一系列做法因此获得很多赞誉，两次被邀请进入英国议会演讲。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欧文待在伦敦和游历欧洲的时间越来越长，工厂管理实际上交给了合伙人。直到1824年的某一天，在欧文从欧洲回到新拉纳克的时候，发现其他合伙人悄悄将他推行的政策都恢复原状，革新名存实亡。郁闷的欧文此时遇到了一位来自大（西）洋彼岸的造访者。后者惊诧于欧文在新拉纳克的设想和实践，殷切邀请他到美国重新开始，把他在《新道德世界》(New Moral World)中描绘的乌托邦变为现实。
欧文心动了，开始筹划前往美国实地考察。1824年10月2号，欧文一行人动身从利物浦出发，乘船横渡大西洋，五周后抵达纽约。他们一路向西，途经费城、华盛顿，在匹兹堡登上当时最时髦的交通工具蒸汽船，沿俄亥俄河向美国广袤中部平原核心地带进发，在12月16日终于到达此行的目的地，新和谐镇(New Harmony)。
欧文的到来在美国引起很多关注。在从纽约到新和谐的路上，欧文顺道拜访了美国商界、文化、政界名流，包括时任美国总统的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新大陆对新事物和新想法的开放包容态度鼓舞了欧文。1825年元旦，在对新和谐镇考察两周后，欧文对儿子威廉·欧文说，他打算买下新和谐镇。两天后，欧文与新和谐镇的开垦者达成协议，以12.5万美元的价格买下新和谐镇的房屋和8000英亩土地，以此为基础开启历史上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Utopian Socialism）实验。
协议达成一个月后，欧文受邀再次前往费城和华盛顿宣传自己理想社会的理论。他再度拜会詹姆斯·门罗，还与马上就要接替门罗出任新一届美国总统的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会面，之后探访了当时仍然在世的前总统、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后者在几个月后就去世了。1825年2月和3月，欧文两次受邀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发表演说，对当时欧洲工业社会的各种问题的批判，强调社会环境会影响和塑造人的性格，因此早教和大众教育是社会进步的基础。
他还向听众展示了自己设想的完美乡村—— 一座三层楼高的四方形院落，长宽各为约300米，在把角和中间建有塔楼和礼堂，可用作教室、音乐厅、教堂、实验室、或会议厅。一层和二层分配给居民家庭，三层是单身宿舍和2岁以上儿童的起居室。比起常见的乡村城堡或者工厂的集体宿舍，这样的院落更像是某所大学的书院。
这场宣传之旅引起热烈反响。受到鼓舞的欧文发出文告，公开邀请所有感兴趣的人加入新和谐公社。等欧文4月中旬回到新和谐时，镇上已经汇集了数百名从各地慕名而来参与实验的“志愿者”。他们构成多样，目的各异，有些是来找工作的，有些幻想着拿到欧文给的赏金，还有一些想当租户，有些人甚至以为欧文会跟他们共享资产5。
欧文将所有人召集起来，提出了到达“新道德世界”的两阶段战略。在第一阶段，欧文本人仍是主导者，镇上的建筑和土地仍归欧文所有。公社向志愿者分配居所，斧铲家具等生产生活资料仍归个人，牲畜等上交公社换取积分(credit)。一年后，新和谐镇将过渡到第二阶段，所有公社成员地位平等，由选举成立的委员会具体负责社区的管理工作。社区商店成为物资交换的中心，每个人诚实劳动取得积分，再根据积分从社区商店领取食物衣服等生活物资。
1825年5月1日，公社宣告成立。一个月后，欧文离开新和谐回苏格兰处理生意和家族事务。公社的日常管理落到年轻的威廉身上。问题很快暴露出来，“志愿者”构成复杂，有经验的劳工和管理人员严重不足，农业和工业生产跟不上，公社很快入不敷出。不得已之下，欧文至少又拿出3万美元填补亏空。
但镇上经常举办音乐会、演讲、舞会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这在当时美国中部地区是不多见的。成立早期的“新和谐”笼罩在乐观向上的氛围中。一位社员在给家人的信中说，“(公社中)所有关于个人财富的想法都消失了。任何人如果赚到超出其开支的收入，都会将超额的部分存入共同财产，由公社分配，让所有人受益。…… 每个人都将与其他成员平等分享相互合作产生的巨大利益，这将是制度的最终效果，对此我毫不怀疑……”6
欧文关于完美乡村的设想最早可追溯到 1817 ~ 1819 年，
并在其英国议会下院和后来美国众院的演讲中展示过。
但这一设想中的庞大建筑 群仅停留在纸面上，在现实中从未建成。
1826年1月12日，离开半年的欧文乘船回到新和谐。一同来到的，还有他的苏格兰同乡，当时已经名满美国的教育家和科学家威廉·麦克卢尔 (William Maclure)。麦克卢尔出身富裕家庭，本身也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他对美国的地理勘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被后世称为“美国地质学之父”。借助麦克卢尔在美国知识界的影响力，新和谐吸引了一批美国知识分子，成为公社最新也最活跃的成员。
回来两周后，欧文就急不可耐地召开全体会议，投票通过了7人委员会制定的宪章，宣布新和谐正式进入更高级的第二阶段，也即平等共同体(Community of Equality)阶段。按照宪章的表述，这一阶段公社将实现 “资产共有”（Community of Property）和“责任均等”（Equality of Duties）。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年满21岁的成员组成全体大会，投票选出书记(Secretary)、司库(Treasures)、物资官(Commissary)等公社官员，与来自不同生产部门的四位超级主管(Superintendent)一起构成负责公社日常管理的委员会。
欧文的其他政策主张也体现在宪章的条文中，如环境塑造人的个性是不证自明的(man’s character was made for him rather than by him is self-evident)，公社成员平等，每个人所享有的“食品、衣物和教育”量要尽可能的平均；只要条件允许，每个人的居住环境也应该是差不多的；每个人尽最大能力完成公社分配的任务，同时收获公社能提供的最好的物质和文化教育条件。此外，第一阶段章程中规定的一些主管官员的特殊待遇一律取消。
但这一极具理想性和浪漫主义色彩的制度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大部分的条款根本来不及执行就不得不中断―—仅仅两周后，委员会就决定把决策权归还给欧文。原因很简单，当时公社的农业和工业生产远远跟不上社员的消费，经济上濒于破产，资产共有实际上变成亏空共有。欧文也不得已答应继续背负领导责任一年，至1827年元旦。
公社巨大的开销已经让欧文不堪重负，在实验进行的前九个月，新和谐已经消耗掉他个人财富的至少6成。此外，他还有购买新和谐镇的数万美元尾款未付。在重新接收公社管理权后没几天，焦头烂额的欧文不得已提出将自己在新和谐资产的很大一部分以5%的利息租给公社，租期12年。
欧文的这一提议引发不满，并导致公社分裂。一部分本地农民集资从欧文手中租下1200亩土地，并成立第二公社(Community No. II)。另有一部分从英国来的农民集资租下1400亩土地，成立了第三公社(Community No. III)。最后，麦克卢尔租下900亩土地作为学校的资产成立了第四公社(Community No. IV)。麦克卢尔租下的土地也成为学校当时400余名学生从事农牧业劳作和学习的场所7。欧文本人对这些衍生公社的成立表示欢迎，说他们是主体公社主干上分出的枝桠。
三个衍生公社将体力劳动者（农民和工人）与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分隔开来，也让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对公社贡献更大的争论浮上台面。面对争拗，麦克卢尔建议欧文对公社进行改组，按照职业界别将公社一分为三，即农牧业分社、工业分社、科教分社。分社内部成员平等、财产共有；跨分社成立工会委员会(Board of Union)，发行工票(Labor Notes)作为分社之间交易各类产品和服务的凭证8。
欧文采纳了麦克卢尔的建议，但这次重组不仅没有解决生产跟不上消费的问题，反而激化了体力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诚实劳动、收入均等的规定，让农牧业分社、工业分社的成员劳动热情不高，新和谐镇的生产始终上不去，无法满足社员的需求。另一方面，农牧分社和工业分社的部分成员认为科教分社不事生产，却能够获得等量的分配，是新和谐物资短缺的根本原因，因此对科教分社意见很大。
这一矛盾在1826年夏天爆发，农牧业分社和工业分社发起对科教分社的抵制，不让他们的孩子再去学校上学，也拒绝向科教分社支付工票。欧文选择站在体力劳动者这一边，甚至成立一所新的学校来接收农牧业分社和工业分社的儿童，与科教分社形成竞争。新学校在一开始受到欢迎并接收了很多从科教分社退出的学生。但很快科教分社调整了策略，制止了学生的快速流失，并成功赢回部分学生。
进入冬季，受到空前压力的麦克卢尔向印第安纳州议会提出申请，发起成立新和谐教育公社以脱离欧文的新和谐公社，隔绝欧文的影响。但印第安纳州议会以17比4投票无限期搁置了麦克卢尔的申请。
1827年春，麦克卢尔回到新和谐。没过多久，他与欧文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了。引爆点是新和谐的开垦者向欧文收取购买新和谐的尾款两万美元，并提出欧文若能提前支付明年的款项，可以打折。陷入经济困境的欧文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于是麦克卢尔垫付了两年的款项。麦克卢尔借此向欧文提出将科教分社使用的土地和房产从原本的租赁合同(Lease)改为购买合同(Deed)，让科教分社完全独立出来。但对于具体的交易条款两人分歧较大，谈判不欢而散。之后，麦克卢尔向波西县巡回法庭(Posey County Circuit Court)提起诉讼，要求欧文归还垫付的四万美元；欧文进行反诉，要求麦克卢尔偿还合伙期间的所有费用九万美元。法庭很快做出仲裁，麦克卢尔偿付欧文要求的九万美元的一半，但获得490亩地的产权。
公社内最有影响力的两人决裂，让新和谐内部早已存在的矛盾完全爆发出来，不同分社之间对立情绪愈发严重，公社不断分裂，走向解体。到1827年3月，主体公社实际上已经停止运作。1827年3月28日的《新和谐报》（New Harmony Gazette）由欧文亲自审定的社评中说到“新和谐时至今日，已经不再是一家公社了”（New Harmony, therefore, is now not a community）9。1827年五月的最后一周，欧文两次向新和谐居民发表告别演说。6月1日，他离开新和谐，启程前往英国。在他身后，此时的新和谐已经分裂成十个公社——其中的大部分在两年内陆续解散。
1828年4月，再次回到新和谐的欧文在对镇民的公开演讲中，为新和谐实验做了总结：“我在这里尝试了一条新的道路，憧憬着五十年的政治自由已经为美国民众做好了准备：就是说―—准备以有利的方式进行自我管理。我提供了土地、房屋，投入大量资本；而且我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考察了所有聚集在这里的团体。但事实证明这次尝试是不成熟的，让一群之前从未接受过为共同利益奋斗的教育的陌生人，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联合在一起，为时尚早。”10 1829年3月，欧文最后一次回到新和谐。此后，直到去世，他再未去过新和谐。
欧文有五个子女追随父亲的脚步先后定居新和谐，并成为美国公民。欧文的次子罗伯特·戴尔·欧文(Robert Dale Owen)后来当选美国众议员，在推动美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方面颇有建树。他在南北战争中任职军需品委员会，衔命旅欧为北方军筹集急需的军事物资，是林肯《废奴宣言》的忠实拥护者。更小的戴维·戴尔·欧文(David Dale Owen)和理查德·戴尔·欧文(Richard Dale Owen)跟随麦克卢尔在新和谐科研教书。戴维后来也成为著名地质学家，主持了对印第安纳、肯塔基等州的首次地质调查，并成为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第一任校长。理查德则成为印第安纳大学教授。
麦克卢尔的科教分社独立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还继续担任费城自然科学学院（Academy of Natural Science in Philadelphia）主席直至1840年去世。1826年与欧文和麦克卢尔同船抵达新和谐的托马斯·萨依（Thomas Say）后来被称为“美国动物学之父”，他的部分重要著作就是在新和谐居住期间完成的。其他曾在新和谐居住和工作过的知名学者包括接替麦克卢尔担任科教分社领导人的约瑟夫·尼弗(Joseph Neef), 法国博物学家、画家查尔斯·亚历山大·勒苏尔（Charles Alexandre Lesueur），医生、博物学家杰拉德·楚斯特（Gerald Troost）等等。新和谐公社虽然经济窘迫，但科教文化欣欣向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区啊！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所大学—— 一所未经特许，无需捐助的世界级大学！与新和谐散发的光芒相比，（印第安纳）州的其他地区都变得更加黯淡无光。”11
一些奉行“欧文主义”的自治组织在美国和英国陆续成立，虽然大部分最后都不了了之，但与这些社区一起成立的大众教育机构大部分都留存下来，让早期教育、妇女教育、终身教育、寓教于乐等观念得到普及。虽然新和谐实验几乎让欧文破产，但他仍对“新道德世界”孜孜以求。甫回英国就向当时新成立的墨西哥第一共和国（First Mexican Republic）提出申请，成立一个类似于新和谐的自治社区，但因墨西哥内乱而作罢。在之后的时间，欧文积极参与英国的工人运动。1834年春，在他的推动下，英国全国统一工会（Grand National Consolidated Trades Union）成立，但因内部意见不统一以及部分附属工会成员被捕而很快停止运作。
欧文的构想远超他的时代，他关于家庭、宗教的看法，即便放在两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是相当激进的。欧文的实践是贯穿十九世纪的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的一部分，这一运动完全改变了欧洲社会面貌，影响了全球历史进程。以新和谐为重要代表的带有探索性质的实验“满满的都是对工人阶级启蒙运动最有价值的素材”12。
1858年11月17日，87岁高龄的欧文在他的出生地英国纽顿去世。
2001年，新拉纳克棉纺厂建筑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遗产。
今天，欧文大部分有关教育和劳动的构想，包括八小时工作制，已经实现。
by Charles Alexandre Lesueur，现藏法国勒阿弗尔国家历史博物馆
新和谐公社作为一场大型社会实验，其中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在今天科技发达、社会平稳、制度相对完备的现代环境中探索各类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仍有借鉴意义。
面对工业革命初期突出的社会问题，欧文提出了一个经济文化双管齐下的解决方案，文化上突出教育，经济上推行平均分配。在人文社会研究方面，欧文和他的合伙人们都是一时之选，对教育问题有深入的思考和很高的热情，设计的方案较为完备，取得相当程度的成功。但在经济制度探索方面，公社模式过于理想化，完全脱离实际，大部分的设计无法执行——虽然新和谐在当时有很高的社会价值，但创造这一价值的系统不可持续。
从社会现实的角度看，当时的美国，人均寿命不足35岁，大部分是文盲，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占比很小，且南方庄园主雇佣大量黑奴。在这样的环境中推行共同劳动、资产共有、平均分配，导致劳动热情不高、出工不出力等问题。与之匹配的工票体系，也很难承担起价值衡量和交换的任务，挫伤劳动积极性13，最终的结果是公社在经济上入不敷出，只能靠欧文等人补贴延续，也随着欧文的个人财富耗尽而终止。
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新和谐公社仍然以自产自销、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为基本构想，对经济制度的创新缺乏深入思考，与工业革命后基于大规模社会化生产、劳动分工不断专业化精细化、通过开放的统一大市场进行交换的整体趋势背道而驰。因此，即便公社度过了成立初期的困难，解决了劳动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如果继续走封闭的老路，也必然会在后续的发展中落伍。
社会价值的创造必然是要符合价值理想的——创造社会价值的过程，就是缩小社会现实与社会理想之间的差距的过程。但这一过程是长期的，需要与当下的现实环境结合，制定在经济上可持续的方案。实际上，如果不严格坚持理想性的社会原则，采用一些更符合当时社会实际的变通做法，新和谐并不一定不可持续。主体公社解体后，农牧分社（当初的第三分社）继续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并在经济上发展的很好，主要是分社的领导者看到了社员劳动热情不高的问题，并主动做出妥协，在将土地分包给个人后，出工不出力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150年后的安徽小岗村，以一种更为波澜壮阔的方式再现了这一经济逻辑。
欧文曾对自己的社会改造方案自信满满：“精明的头脑通过全面检查会发现，（新道德世界）是在从古至今所有建议的，可以升华人性、确保人类幸福生活的社会体系中，最少幻想，最容易实践的（方案）”14。新和谐公社的实验结果却证明了方案的不切实际。社会进步的过程必然是曲折而漫长的，并不存在能够快速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可能冷静客观的长期主义，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通用方案。
2.ALEX ROSENBERG AND TYLER CURTAIN，What Is Economics Good For? New York Times, AUGUST 24, 2013。
3.UK Parliament,“Early Factory Legislation https://www.parliament.uk/about/living-heritage/transformingsociety/livinglearning/19thcentury/overview/earlyfactorylegislation/
4. Ophélie Siméon. Robert Owen: The Father of British Socialism. Books and Ideas, Collège de France, 2012. halshs-01574714
5.Arthur E. Bestor Jr., Backwoods Utopias: The Sectarian and Owenite Phase of Communitarian Socialism in America, 1663-1829 (Philadelphia, 1950).
6.Roland Marchand, New Harmony- An Experimental, Cooperative Community,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DOCUMENT #27: William Pelham to his Son, November 27, 1825.
7.Peter Gordon，ROBERT OWEN (1771–1858)，PROSPECTS: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ducation (Paris, UNESCO: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 vol. 24, no. 1/2, 1994, p. 279–96.
8.Donald F. Carmony & Josephine M. Elliott, New Harmony, Indiana: Robert Owen’s Seedbed for Utopia, Indiana Magazine of History. 需要注意的是，关于公社按照职业重组的具体情况，记载不一。按照Peter Gordon（1994）的说法，重组时间是在1827年3月，主体公社解体后成立；职业分社也不是三个，而是四个。
9.Robert Dale Owen, Threading My Way: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1967) 288-289。
10.Robert Owen, Address Delivered at a Public Meeting of the Inhabitants of New Harmony, On Sunday, April 13, 1828. Ed. Robert Owen, Lectures on an Entire New State of Society.
11. David Demaree Banta, History of Indiana University, in Indiana University,1820-1920, Centennial Memorial Volume. (1921) 39-40.
12.Karl Marx & Frederick Engels, (1848),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arx/Engels Selected Works, Vol. One, Progress Publishers, Moscow, 1969, pp. 98-137
13.新和谐的失败没有扑灭欧文对工票制度的热情。1832年，他在伦敦成立“公平劳动交易所”(Equitable Labor Exchange)，发行不同面值工票以反映不同劳动者能力之间的差异。在开始的几个月交易所吸引大量投资，但很快就出现问题。一方面定价者很难区分劳工的能力，导致“劣币驱逐良币”，能力强的劳工因劳动价值不被认同而退出，留在交易所的往往是能力较弱的。另一方面，交易制度吸引了投机商人，将滞销品卖给交易所换取工票，再用工票换取畅销品拿回来在市场高价出售。因为工票并不反映商品的畅销程度，交易所很快出现亏损，最终惨淡收场。
14.Robert Owen, (1814), The Book of the New Moral World. Glasgow: H. Robinson & C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