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毫无意义的工作：来自西方的经验
【作者简介】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占领华尔街”主要参与者，先后任耶鲁大学副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师承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出版有《债：5000年债务史》，受到《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的高度赞誉。
在某种意义上，持下述结论的那些评论者倒也不是毫无道理：人们之所以没有过上每周只需工作15小时的日子，是因为大家选择了消费主义而放弃了闲暇。这些评论者只是搞错了其中具体的过程。人类工作越来越辛苦并非因为投入了所有时间去生产PlayStation等游戏机，也并非因为投入了全部精力在餐厅递寿司给对方。生产行业的自动化正与日俱增，而纯服务业在整个就业市场中所占的比例一直没有增加，平稳地维持在20%左右。人类工作越来越辛苦是因为人类创造了某种奇怪的施虐受虐逻辑论证法，通过这种逻辑论证，我们觉得只有在工作时不断感受痛苦，才能赋予我们那些隐秘的消费主义愉悦感以合理性。在这种理念的驱使下，工作占据了我们越来越多的时间，于是人们不再享有“生活”这件奢侈品——这是卡蒂·威克斯[1]的简洁概括，这又导致隐秘的消费主义愉悦行为成为我们仅有的选项。整日闲坐在咖啡馆里，或争论政治议题，或八卦朋友复杂的多角恋，这会花掉不少时间（事实上能花一整天时间）。与此相比，去一家附近的健身房举举杠铃、练练瑜伽，回家后叫个外卖，看一集《权力的游戏》，上网买点护手霜、消费性电子产品什么的，都是我们可以预先安排好去做的事情，和他人完全无关。我们或是在工作的滚滚洪流之中找到偶有的停歇，安排上述娱乐活动，或是被这滚滚洪流冲垮后，沉浸在这些消遣之中。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些做法：补偿性消费主义。我们做这些不过是为了弥补自己已不再拥有“生活”或基本告别“生活”这个事实而已。
回到我刚刚谈到的那个时期，当时投票者拿到陶片后，纷纷将自己认为需要被驱逐出城的政客名字刻在上面。[2]据说，当时有个目不识丁的粗人把自己的陶片递给了阿里斯提得斯[3]。这个粗人并不知道眼前之人就是阿里斯提得斯本人，他想让眼前这个人帮自己把“阿里斯提得斯”的名字刻在陶片上。阿里斯提得斯听后非常震惊，赶紧问这个人阿里斯提得斯何时何地做了对他不公的事情。“从没有。”粗人回答， “其实我根本不认识阿里斯提得斯，只是烦透了一天到晚听人们说到他， 还总是‘公正的’ ‘公正的’，烦死了。”听完这些，阿里斯提得斯什么也没说，默默地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陶片上，然后递还给这个粗人。—普鲁塔克 [4]《公正的阿里斯提得斯传》（Life of Aristides the Just）
当然，我这里肯定说得夸张了些。消费主义社会下的人，哪怕身处毫无意义的工作，还是能多少拥有一点点生活的。虽然从长期来说，这种生活究竟能维持多久值得怀疑，毕竟最易陷入毫无意义的工作泥潭的人群似乎也正是深陷临床抑郁症等各种精神疾病的人群，更别提还是不孕不育的高发人群了。至少我是这么怀疑的，至于是否真的如此还有待实证研究。
哪怕上述说法并不成立，至少有一点是必然的：这样的工作安排，营造出了一种充满憎恨和愤懑的政治风貌。那些在失业中痛苦挣扎的人憎恨那些有工作的人。那些有工作的人被鼓动着去仇视穷人、去憎恨失业者，因为穷人和失业者一直被描绘成好吃懒做、白吃白拿之流。毫无意义的工作从事者痛恨那些拥有对人类有益的真正工作之人，而那些从事着对人类有益的真正工作之人，在饱受低薪、羞辱和忽视之后，则越发讨厌那些垄断着极少数华丽、高尚、有用且高薪岗位的（他们口中的）“自由派精英”。所有这些人都讨厌统治阶级，认为统治阶级是腐败的、堕落的（他们确实是），而统治阶级则觉得可以好好利用这些人彼此之间空洞的相互仇恨，因为这样他们自己可以躲开些关注。
在这些仇恨之中，有一部分是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大家对此已经足够熟悉；另一些受到的关注则少得多，乍看起来或许有些令人费解。我们不难理解，一家法国茶叶工厂的工人为什么会讨厌那群新来的毫无用处，却对他们指指点点的中层经理（这种讨厌早在中层经理决定裁掉这些工人之前就已存在）。然而，中层经理为何讨厌工人这一点，其中的缘由就不是那么容易想通的了。但事实上，中层管理者乃至他们的行政助理，的的确确憎恶工厂工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绪，原因很简单，因为工人可以堂堂正正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工人的报酬之所以过低，很关键的一点正是“道德嫉妒”。
我们对道德嫉妒现象的理论研究还很匮乏。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就此写书讨论过，但是这一现象显然是人类事务中重要的存在。我所说的道德嫉妒，指的是因为行为举止展现出更高的道德水平而非因财富、天赋或幸运等因素而招致的妒忌和仇恨。最常见的情绪是：“你竟敢（通过你高尚的行为）传达出你比我更是个好人的信息（然后我还不得不承认你确实比我更是个好人！）。”我记得第一次接触这种情绪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个朋友是左翼人士，他有一次跟我讲，他知道了某著名左翼激进人士竟然在纽约有一套高级公寓（前妻和孩子住），之后他对这位人士的尊敬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多么虚伪的人啊！”我这位朋友愤愤不已，“他养这套高级公寓的钱，本可以拿来救助穷人的！”当我指出这位激进人士已经把自己绝大部分家当都捐献给了穷人的时候，我这位左翼朋友听后无动于衷。可当我紧接着指出，“你自己也不算穷人，不过好像从没有做过什么慈善嘛”，他立马大动肝火。事实上，我都记不得在此之后他是不是还跟我说过话。从那一次起，类似的情况不断重现，我时不时就会见识到道德嫉妒这种情绪。在社会改良空想家群体中，共有价值观的美德典型人物若是典型得过分了，都会被视作威胁；美德一旦展现得过猛、过于炫耀（流行词“美德信号发射” 指的正是这种行为），往往就会被视作一种道德挑战，即使这位典型人物本人非常谦逊和低调（事实上，谦逊和低调反而会火上浇油，因为这对那些觉得自己不够谦逊的人来说本身就构成了某种道德挑战）。
此类道德嫉妒现象在激进群体以及宗教群体中很普遍，不过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在与工作相关的政治活动中也存在道德嫉妒，只不过更为微妙罢了。正如移民遭到的仇视往往既有人们对这些新来者工作太过努力的抱怨，也有人们对他们工作太不努力的指责，同样， 感受到敌意的穷人既包括不工作的穷人（被认定太懒惰），也包括工作的穷人（起码他们不需要从事毫无意义的工作，除非被拖进了什么工作福利[5]计划）。就拿医疗人员工会和汽车工人工会来说，为何美国的保守派人士能够如此成功地煽动起民众对这两大工会组织的憎恨情绪？2008年，当金融业深陷泥潭，政府对其提供紧急资金援助的时候，银行家依然拿着百万美元的奖金，民众对此表示强烈谴责，但是后续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制裁措施出台。然而，当随之产生危机的汽车业受到援助的时候，政府却出台了制裁措施：对生产线工人进行制裁。人们纷纷指责这些装配工人拥有的工会合同简直就是对他们的溺爱：工会合同提供的医保和退休金方案太过丰厚，竟然还有那么多假期和每小时“高达”28美元的薪水。这些工人被迫接受大幅度削减援助金。而正是与这些工人同处一家公司的那些负责金融业务的人员（如果不是每天无所事事的话），造成了公司的这场危机，可是他们却无须做出公司里工人做出的牺牲。正如当地一家报纸事后写道：
2月的时候，在对银行进行紧急援助之后，汽车公司也获得了援助。有人指出，为了保证这些汽车公司能够再次赢利，必须裁掉几千个工人岗位。很长时间以来，汽车工人良好的工作保障和医疗补助招来了妒忌，现在他们成了替罪羊。在密歇根州那些曾经辉煌的制造业城市几乎全面停工之际，右翼广播电台评论员却声称，这些工人（这些历史上为我们每个人带来了8小时双休日工作制的功臣）不过是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罚。
比起其他蓝领工人，美国的汽车工人之所以能拥有相对丰厚的福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创造的东西是所有美国同胞切实需要的，不仅如此，他们的产品被认为在文化层面具有非凡的意义（提供了让美国人感到自己是美国人的核心支撑）。我们很难不产生这样的想法：恰恰是上述事实造成了人们对汽车工人的憎恨。“汽车都让他们造了！还想怎样？我每天不得不傻坐着填一堆毫无意义的表格， 这帮家伙竟然还不满足，还敢动不动就威胁要闹罢工，闹着要得到什么看牙补助，闹着要休什么两周年假，好带孩子去看大峡谷和罗马斗兽场？！”
除了汽车工人，美国的中小学教师也饱受此类非议，原因一模一样。要不是对他们能够从事有价值的工作产生了嫉妒，根本无法想明白人们为何会敌视教师。当然，选择当一名中小学教师，就是一种典型的职业选择，即明明知道等待自己的是高压的工作环境和可怜的收入回报，但仍决心投身于这份高尚工作—压力大，收入少，但充满社会价值感。选择当教师是因为他们想给他人的人生带来正面影响， 正如一则投放在纽约地铁的教师招募广告中所说：“没有人会在20年后给曾经的保险索赔核算人打电话，感谢他工作上的热忱。”然而再一次，教师群体也成为抨击对象。抨击者认为教师群体被惯坏了，他们不过是些自以为是的话痨，心安理得地拿着他们不应得的收入，没完没了地说着世俗人文主义 [6]、反美主义。的确，要理解共和党积极分子为何会攻击教师工会这一点不难，因为教师工会是民主党的重大支持者之一。但是教师工会是由教师和学校行政人员两部分组成的， 而共和党积极分子反对的政策，大部分正是由这些行政人员促成的。既然如此，为何不把矛头指向这些行政人员？如果把矛头指向行政人员，声称是这些行政人员而不是教师群体是配不上现有收入的寄生虫，那会更有说服力。正如伊莱·霍洛威茨所说的：
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党等保守派人士事实上还真的抱怨过学校里的行政管理人员，然而这种抱怨随即便停止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些声音（虽然一开始就不怎么有存在感）几乎在对话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结果就是教师出来躺枪， 哪怕他们的工作才是产生价值的一方。
再一次，我认为这只能用“道德嫉妒”来解释。在大家看来，教师是主动选择了自我牺牲，主动选择了为社会做贡献，而且充满了炫耀。他们是为了成为20年后能够接到“谢谢您为我做的一切”感恩电话的那种人。而这样的人竟然组织起工会，竟然以罢工相威胁，竟然要求更好的工作环境，这也太虚伪了吧！
你的工作高尚、有用，而你依然想要获得舒服的工资收入和丰厚的福利待遇，那你就会成为人们憎恨的对象，除非你是士兵或者其他军方直接工作人员。士兵不仅不会因为从事的工作既高尚又高薪而被憎恨，恰恰相反，他们是永远不被憎恨的群体。他们超越一切批评。
士兵这个有趣的例外我曾经在其他地方提到过，不过我想在这里简单重提一下，这样可以帮助读者来理解本书。因为在我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理解右翼民粹主义。请允许我再次以美国为例，毕竟这是我最熟悉的（虽然我确信，接下来要论述的观点，从广义上来看，适用于从巴西到日本的任何地区）。军方人员是终极好人，尤其在右翼民粹分子的眼中：我们必须“支持部队”；这是绝对命令；任何对此观点持有哪怕一丁点异议的人，不管出于什么情况，都是叛徒，没别的可能。与此相对，知识分子是终极坏人。比如，大部分保守派工人阶级，虽然对公司高管没什么好感，但一般也就止于此， 并不会有太强烈的反感情绪。他们真正憎恨的对象是“自由派精英”（而自由派精英则可以细分为“好莱坞精英”“媒体精英”“高校精英”“律所精英”“医疗精英”等），也就是住在沿海大城市，观看甚至参与制作或入镜公共电视、公共广播的那群人。我认为，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憎恨情绪背后隐藏着以下两种认识：第一，精英分子眼中的普通工人是一帮愚蠢的土鳖；第二，精英阶级是一个不断被固化的阶级，工人阶级的孩子想要闯入精英阶级的难度，事实上已远远大于想要成为资本家的难度。
在我看来，这两种认识基本上都是正确的。第一种认识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看看2016年特朗普竞选后大家的反应就知道了。在这个文明社会，白人工人阶级可以说是美国唯一一个受到各种偏执言论（比如说他们又丑又蠢还充满暴力）抨击却无人站出来维护的身份群体了。第二种认识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也有道理。再次以好莱坞为例。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只要提起“好莱坞”三个字，人们心中就会浮现一派社会进步的迷人景象：那个年代，追随着“好莱坞”三个字，天真的农场女孩来到繁华的都市，被星探发现，摇身一变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概率高不高今天暂且不议（反正肯定是偶有发生的），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重点是，这样的情节在当时是为人所信服的，当时的美国人并不觉得这样的故事不可能发生。如果你查看一下当今的电影大片主演名单，很难找到一名演员，家族里没有至少两代的好莱坞演员、编剧、制片人或导演的。电影业逐渐被一个“好莱坞阶级”统治，不断地“近亲繁殖”。因此，当好莱坞名人提出平等主义政治主张时，大部分美国工人阶级听着都会觉得有那么点空洞，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高薪和高尚无法同时拥有，好莱坞的各位也不会例外，甚至在这一点上他们可以作为所有知识分子的代表。
我认为，比起对富人的憎恨，保守派选民更加憎恨知识分子群体，因为他们能想象自己或后代变得有钱，却无法想象他们有朝一日能够打入文化精英阶层。如果你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保守派选民有这样的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内布拉斯加州一名卡车司机的闺女有朝一日成为百万富翁的概率虽然很小（美国现在是发达国家中社会流动性最差的国家），但是这种概率并不是零。但这个女孩有朝一日成为国际人权律师或者《纽约时报》剧评家的可能性还真的可能是零。哪怕她成功考入了合适的学校，也绝对无法熬过头几年避不开的无薪实习期，那可是生活在纽约或者旧金山啊。玻璃安装工的儿子哪怕克服重重困难获得了一份好的毫无意义的工作，也有可能像埃里克那样，无法或者不愿意在这份“好”工作的毫无意义中找到“意义”，找到不可或缺的人脉搭建平台。卡车司机的女儿们、玻璃安装工的儿子们，他们眼前是无数看不见的屏障。
重回上一章提到的“价值”和“价值观念”的对比，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如果你的目的仅仅是挣大钱，那么也许存在某种可能的路径，但如果你想要追求金钱以外的其他价值 ，不管这个价值是真实（新闻、学术），是美（艺术、出版），是正义（激进运动、人权），还是慈善，等等 ，而你同时还想拥有体面的收入，那么除非你有一定的家族财富、社会人脉和文化资本作为背景，否则绝无可能。于是，文化精英阶层成功地在所有可以获得经济回报以外其他价值的工作岗位上设置了屏障。文化精英阶层正试图将他们自身打造成新的美国贵族，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功。好莱坞贵族正是如此， 世袭垄断了所有经济回报颇丰，同时还能给人高贵感、成就感和价值感的岗位。
当然在美国，奴隶制和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等历史原因使这一切变得更为复杂。针对知识分子的阶级憎恨情绪主要来自美国白人工人阶级，而非裔美国人、移民及移民后代往往对反知识分子的政策持拒绝态度，他们依然将教育视作后代社会晋升的最可靠手段。这就令底层白人很不平，他们觉得非裔美国人和移民没有跟他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反而跟富裕自由派白人结成了联盟。
但这一切又跟支持军队有什么关系呢？这么说吧，如果那名卡车司机的女儿真正下定决心要找到一份既能满足自己追求无私和高尚理想，又能支付租房费用和体面看牙费用的工作，那她还有什么选择呢？如果她禀性虔诚，那或许可以试着在当地教堂找个岗位，但此类岗位不容易获得。如此，只剩参军一个选项了。
我彻底想明白这些情况背后的真相是在十多年前。当时我参加了凯瑟琳·卢茨教授的一堂讲座。作为一名人类学研究者，卢茨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群岛的研究。在那次演讲中，卢茨教授有一点内容说得很有意思：这些军事基地几乎无一例外都会组织拓展活动，在这些拓展活动中，士兵冒着危险到附近的城镇和村庄去帮助村民修理当地教室，或者免费给他们看看牙齿什么的。表面上，这些拓展活动的目的在于促进部队和当地百姓之间的关系，但事实上，这些拓展活动很少能真正促进双方的关系。军方发现这一点后，依然将这些拓展活动保留了下来，因为这些活动对于士兵的心理状况有巨大的调节作用。许多人每每提及这些活动，就会变得情绪高涨，比如：“这正是我参军的原因。”“这正是军人的真正职责所在——不仅要保卫国家，更要帮助他人！”他们发现，有机会参与公益行动的士兵再次愿意入伍的比例是没有机会参与公益行动的士兵的两到三倍。当时我就想：“等一下，所以说部队里大部分士兵想要参加的是和平工作队[7]？”于是我查了一下和平工作队的加入条件。果然，想要加入和平工作队，你得拥有大学文凭。于是，因为这个限制条件而感到沮丧的人，就把军队当作了他们的避风港。
有理由相信，人们口中的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巨大历史分歧主要集中在“价值”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上。左翼一直致力于跨越那些纯粹由自私驱动的领域和那些往往体现高尚品格的领域之间的鸿沟，而右翼则一直试图将这两个领域拉得更远，然后声称这两个领域都为自己所有。右翼既支持贪婪又赞同慷慨。这也就是为什么共和党内支持自由市场的自由论者能和基督教右翼“价值选民”神奇般地结成联盟。这其实就是“红脸黑脸”策略在政治领域的实践：先放纵市场的混乱，使人民的生活陷入动荡，使已有的真理被质疑，然后再挺身而出，以教权和父权的最后堡垒自居，来对抗那些正是由于他们的放纵而滋生的野蛮。
人们心中一边呐喊着“入伍吧！”“参军吧！”，一边谴责自由派精英的自私和垄断。基于此我们发现，右翼用“伪君子”来评价左翼，可以说没毛病。在右翼人士看来，“这些20 世纪60年代的校园激进分子在当年曾声称，他们正试图创建一个美好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人都精神愉快，人人都是理想家，人人都生活富足。共产主义之下，价值和价值观念之间将不再有鸿沟，价值就是价值观念，所有人都为人类共同利益而奋斗。然而这些激进分子最终做的，却是将所有既能实现理想又能使生活富足的岗位彻底垄断，专供给他们那些被惯坏了的子女”。
这一点，对于揭示我们所处的社会的实质有着重要作用。从广泛意义上来看，这些事实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建立在人性贪婪之上”“人类天生就自私”“自私和贪婪可以产生价值”那一套不可相信！就请暗暗握住“无私奉献”这个权利，并把它当作配合游戏的酬劳吧。唯有那些证明了自己足够自私的人才能够获得无私奉献的权利。或许游戏是这么玩的。如果你愿意忍受着、谋划着，并因为这份忍受和谋划积累了足够的经济价值，那么你就被允许兑现，你的巨额物质财富将被转化成某种或独特、或高尚、或无形、或美丽的事物，即“价值”转化成了“价值观念”。你开始收藏伦勃朗的画，你把车库的空间腾出来去停放经典款赛车，或者你建立了基金会，将余生投入慈善事业中。说什么可以一步到位，可以直接做慈善，那不过是骗人的。
又回到了亚伯拉罕·林肯的中世纪式生命周期服务的说法，只不过今时今日，我们绝大部分人就算有机会体验到“完全成年”，也只能等到退休之后了。
军人则成为唯一被接受的例外，因为他们为国“服役”，而且（我怀疑）从长期来看，他们往往并没有从中获得多大好处。这也解释了为何右翼民粹主义者，能够一边对现役军人无条件支持，一边又不可思议地对退伍军人漠不关心。许多退伍军人余生都在流离失所、失业、穷困、药物成瘾中度过，或带着失去了双腿的残疾身躯到处乞讨，却无人关心他们。穷人出身的孩子或许会对自己说，去参加海军陆战队可以为自己赢取教育资源和职业机会，但是所有人都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说是一场冒险都算是轻的了。这就是他付出的牺牲的本质，因而也是他真正崇高品质的体现。
我在前文中提到，所有被憎恨的对象都是高调打破了“经济回报”和“社会贡献”之间成反比的普遍准则。汽车工人也好，教师也罢，他们的工作对社会而言极其重要、不可或缺。你们已经有机会对社会做出贡献了，还想怎样？你们竟然还有胆子成立工会来要求享受中产阶级的生活？我想，那些深陷心灵摧残的低级别或中等级别毫无意义的工作的人，对汽车工人工会和教师工会一定会分外愤怒吧。而在人们看来，像“彪马叔”[8] 和安吉丽娜·朱莉这样的自由派精英，在人生每一次的排队中都跳过了等候，直接插到了队伍最前面，去垄断那所剩无几的集趣味、金钱、意义于一身的工作。可就是这样，他们竟然还敢以社会公正代言人自居。工人阶级尤其憎恶这些自由派精英，因为工人那痛苦、艰难、有伤的身体但对社会同样颇具贡献的工作，在这些自由主义典范的心目中，既不重要，也没有趣味。与此同时，那些深陷高级别毫无意义的工作的“自由派阶级”成员，则对这些无愧于良心的、能够过上诚实生活的工人阶级表现出了毫不掩饰的嫉妒和敌意。
我们或是在工作的滚滚洪流之中找到偶有的停歇，安排上述娱乐活动，或是被这滚滚洪流冲垮后，沉浸在这些消遣之中。
清教主义就是对世界上某个地方的某个人可能是开心的这件事感到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H.L. 门肯 [9]
纵横交错的憎恨正日益成为富裕国家政治生态的特征。这是一种灾难性的事态。
在我看来，这一切都使一个左翼旧问题变得前所未有地与现实相关，这个问题就是：“每天早上我们醒来，所有人共同打造这个世界，但若有机会可以独立进行，那我们中又会有谁愿意去打造一个和现在一模一样的世界呢？”在许多方面，20世纪初期的科幻想象已经成为现实。没错，人类还没有实现瞬间移动，人类也未能殖民火星，但是我们已具备能力，去对身边的各种事物进行重新安排，好让地球上几乎所有人都过上相对轻松、相对舒适的生活。从物质角度来讲，这个难度不会太高。虽然比起1750—1950年这200年的狂飙突进，科学革命和技术突破的发展速度已大大减缓，但是机器人领域依然在大步前行，这主要是因为该领域本质上是对已有科技知识的一次改进版应用。随着材料科学的发展，机器人领域的进步正在开启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那些最枯燥乏味、最令人疲倦的机械类工作，很大一部分将会被彻底淘汰。也就是说，未来的工作将会大为不同，未来的岗位将越来越偏离我们已知的“生产类”工作，而是越来越倾向于“照料类”工作。毕竟，对照料类工作涉及的方方面面来说，大部分人还是很不希望看到全然由机器人代劳的。
最近几年，涌现出大量描述机械化严重危害的惊恐文学，其中大部分作品都遵循库尔特·冯内古特 1952年写的小说《自动钢琴》（Player Piano）中创建的概念来写。这些作品警告我们，随着各种人力劳动被淘汰，社会必然会分裂成两个阶级：一个是富裕精英阶级， 另一个则是憔悴忧郁的前工人阶级。前者设计并拥有机器人，后者则整日在打台球和喝啤酒中浑浑噩噩地度过，除此之外，他们已经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以做了（中产阶级则一分为二，要么跻身精英阶级，要么跌至前工人阶级）。很显然，这些作品一是完全忽略了真实劳动中照料性的一面，二是假设了永恒不变的产权关系，三是认为人类（起码有些人，比如那些不是科幻作家的人）是如此彻底地缺乏想象力，他们哪怕有无穷无尽的闲暇时间，也想不出任何特别有趣的事来做。通过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我们可以看到前述第二点和第三点假设并不怎么站得住脚（至于第一点则没怎么受到挑战）。许多60年代的革命者呼喊着这样的口号：“让机器去做所有的工作吧！”而这些口号则导致新一轮更为猛烈的宣扬“工作即价值”的道德说教（这种道德说教我们在本书第六章中已经提到过）。与此同时，反击者表示，工作还可以作为出口物，向那些劳动力足够便宜（因此还无须用机械代替人工）的贫穷国家提供许多工厂工作岗位。正是在这些对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反击之后，也就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第一波管理主义封建制度浪潮兴起，而各行各业各岗位的极度无意义化也开始强势登场。
最新的这一波机器人化浪潮，引发了与20 世纪60年代同样的道德危机和道德恐慌。唯一真正的区别在于，鉴于目前经济模式上的任何重大改变都被视作绝无考虑的可能，更别提财产制度的改革，因此人们就简单地认定，机器人化的唯一可能结果就是金字塔尖1%的人将会垄断更为庞大的财富和权力。举个例子，硅谷企业家马丁·福特在他2015年出版的《机器人时代》一书中，阐述并证明了硅谷在用技术取代了大部分蓝领工作之后，现如今已经把目标转移到健康护理、教育和知识界了。按照福特的预测，人类未来很可能会面临“技术封建主义”这样的结局。工人从此要么没了工作，要么整日和机器比拼效率，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变得越来越贫穷，这一切的后果将会相当严重。福特还指出，问题不单单是工作没了、更贫穷了，而是这些闪亮的机器人以及它们提供的华丽高效的服务，费用必然不菲。一边是更为贫穷的工人，一边是不断上升的服务价格。福特也许只是简单粗暴地总结了下情况，但我想要特别指出一点（我指出的这一点将会对你理解有所帮助），那就是《机器人时代》这类的论述，对于机器人将会取代人类这样那样的岗位往往说到一个程度就结束了，不会再进一步。比如，未来学家可能会说，体育编辑、社会学家、房地产经纪人在未来将会被机器人取代，但我还没听到有哪位未来学家说出资本家的基本功能，即基于目前或未来潜在的消费需求，设计出最优化的资源投资方案，会被机器人取代这样的话。为什么不这么说呢？不难证明，苏联经济当年之所以被搞得一团糟，主要是因为他们未能开发出足够强大的计算机技术去自动协调规模如此庞大的数据。可是苏联在20世纪 90年代就结束了，现在情况不同了，这样的技术将不再困难，然而没人敢指出这一点。比如工程师迈克尔·奥斯本和经济学家卡尔·弗雷在他们著名的牛津研究中，对702种不同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能挺过（或者挺不过）机器人化浪潮进行了评估和判断。他们的研究对象包括水文学家、化妆师和导游，却压根儿没有提到企业家、投资人和金融家。
此时此刻，我本能地觉得应该把注意力从库尔特·冯内古特转移到另一位科幻作家斯坦尼斯瓦夫·莱姆身上，来看看能否有些新的启发。莱姆笔下的主人公之一太空旅行者伊扬·蒂西某次来到一个星球， 这个星球上住着某个名叫“憨憨”（Phools）的族群。莱姆给这个族群取的名字可以说是一目了然了。蒂西到访该星球的时候，憨憨族正经历一场典型的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剩危机。憨憨族的阶级划分也很传统，即分为灵士阶级、杰人阶级和苦力阶级，三者分别对应传统意义上的神职人员、贵族和工人。正如该星球一位热心的本地人所说：
几百年来，发明家造出一台又一台机器，大大简化了工作。几百年前百名苦力弯着腰、流着汗才能做完的工作，如今只需要几个人站着操作一台机器即可完成。科学家不断改进机器，人们为此欢呼雀跃，可是随后发生的事情表明，这份欢呼雀跃是多么天真，人们对于即将到来的残酷事实是多么的毫无准备。
最终，工厂的效率有点太高了。某天，有位工程师造出了完全不需要人力操作和监控的全自动机器。
“随着这些‘新式机器’进驻工厂，一批又一批的苦力失去了工作。很快，因为没有收入，这些苦力面临着被活活饿死的结局。”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憨憨，”我问道，“我想知道机器替工厂赚的钱都去哪儿了？”
“利润，”他回答道，“当然是归其合法所有者了。刚才说到哪儿了，哦，对了，现在摆在眼前的是就要活不下去的现实威胁……”
“你在说什么啊！值得尊敬的憨憨！”我大声喊道，“你们要做的事情是将工厂公有化，这样一来，‘新式机器’就是你们的福音，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我这句话刚一出口，眼前的憨憨就浑身战栗了，紧张地眨着他的10只眼睛，窝起掌心放在耳后，仔细听了听，确保楼梯附近没有正好路过的同伴听到。
“以憨憨的10个鼻子的名义，我恳求你，陌生人啊，不要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恶毒语言，不要试图攻击保障憨憨一族自由权利的基石！我们的最高法——‘公民倡议原则’规定，绝不可强迫和哄骗任何人做他们不情愿的事情。既然如此，又有谁敢剥夺杰人阶级的工厂所有权？毕竟对杰人而言，保留对工厂的所有权就是他们的意愿。剥夺这份所有权，便是对自由最大的冒犯。好了，我们接着说刚才的，虽然‘新式机器’生产出了大量超便宜的商品和巨美味的食物，但是苦力却什么都没买，因为他们没有钱——”
不久之后，苦力大批大批倒下，虽然他们（按照蒂西遇到的那位憨憨所坚称的那样）完全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不干预他人的财产所有权就行。随后憨憨们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一连串不成熟的权宜之计。经憨憨族最高议会“憨憨全体大会”商讨， 他们决定进一步用机器取代苦力阶层。继生产者身份被取代之后，苦力阶级作为消费者的存在也被抹除了。机器人消费者被制造出来，专门用来消耗“新式机器”生产出来的商品和食物。这种机器人消费者消耗食品和使用商品的速度远超憨憨；与此同时，用来支付这些密集消费的货币也被制造出来。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终于，“憨憨全体大会”意识到，他们搞出来这样一个生产和消费全部由机器人完成的系统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对此，憨憨们得出结论， 解决这一切的最佳方案是：全族人主动将自己送往工厂，自愿地结束生命，经过工厂加工，把他们变成亮闪闪的好看的盘子，然后把这些盘子铺在广阔的憨憨族大地上，形成漂亮的图案。
这看起来似乎过于冷酷无情了，但我认为时不时来点苛刻的马克思主义正是我们需要的。莱姆讲的没错，还有什么迹象要比“单调、卑贱、无趣的苦力劳动将彻底消失会被视作社会问题”来得更为明显、更能证明所处的经济体制是荒谬的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星际迷航》采用了复制机，而当下英国年轻的激进分子则会时不时谈论一个“全自动奢华共产主义”的未来， 但两者本质上是一回事。要证明未来所有机器人和复制机都应是人类共有财产这一点并不困难，毕竟它们是人类作为整体、运用集体机械智力、历经几百年时间共同创造的成果。这就跟民族文化差不多，人人创造，归属人人。但这些机器人和复制机并不能消除人类对于苦力的需求。不管是莱姆的故事还是其他类似的小说，都有一个“工作” 即“工厂工作”的前提，或者起码说是“生产性”工作。这些故事都忽略了大部分工人阶级的工作实际上是由什么组成的。比如上一章提到的，伦敦地铁售票厅工作人员的主要工作其实并非售票，而是当出现孩童走失、醉汉闹事等情况时，能够帮忙解决问题。而要让机器人具备这些功能，我们还需等待很长时间，再说，就算真的出现了能够解决地铁站孩童走失和醉汉闹事问题的机器人，大部分人也不会喜欢遇到此类问题时，出现在面前的是一个机器人吧。
因此，在自动化技术越来越先进的背景下，照料类工作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这一点也会变得越来越突出。而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工作中照料方面的价值恰恰是劳动中没有办法被量化的那部分。真正的工作正在不断无意义化，而广泛意义上的无意义岗位也在不断增加，在我看来，这很大程度上是人们试图去量化那些没有办法被量化的内容所导致的直接结果。直截了当地说，自动化使某些工作可以更高效地完成，但与此同时，自动化也使其他工作的完成效率降低。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若要将那些具有照料价值的工作的详细过程、目标和结果都用计算机能够识别的表格表达出来，需要耗费巨大的人类劳动。目前人类已经生产出将瓜果蔬菜按照成熟、不成熟和腐烂进行分类的全自动机器人。这是好事，因为给水果分类，尤其是这个分类过程超过了一两个小时的话，是非常无聊的。但是人类还未生产出能够全自动看完十几门历史课阅读书单，并据此判定哪门历史课最优秀的机器人。这倒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这样的工作很有意思（或者起码说，不难找到会觉得这份工作有意思的人）。之所以要制造出可以为水果分类的全自动机器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真正的人类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去研究自己更喜欢哪门历史课，或去思考其他同样无法量化的内容，比如，自己最喜欢的疯克乐吉他手是谁，再比如，把头发染成什么颜色好。然而问题在于，即使我们出于某个原因（比如，考虑到经费申请，高校决定内部运作的时候，我们需要遵循可量化的、统一的“质量”标准），确实想要假装计算机可以在不同历史课之间选出最佳，计算机也依然没办法独立完成。如果是水果分类， 把水果扔进机器就可以，但若是要选择最佳的历史课，就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去细分材料，以免计算机无从下手。
下面几张图可以帮助大家找到一点感觉，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图中展示了昆士兰大学这所澳大利亚现代管理大学（在这里，所有的课程材料都必须制成统一样式），在试卷印刷或者上传教学大纲的时候，跟传统的学术院系相比，在流程上会有什么区别（见图1至图 4）。
这组图的关键之处在于，每一条线都代表了一份人工，即必须由人力完成而不可以用机器替代的内容。
起码从大萧条时期开始，我们就一直听到各种警告，警告我们自动化正在或者将要夺走成百上千万个工作岗位。凯恩斯在当时创造了“技术性失业”这个术语。许多人预言，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失业只不过是一个开始。这样或那样的警告层出不穷，尽管这可能使“技术导致失业”这种说法听起来颇为危言耸听，但本书想要告诉大家，情况并不乐观，事实上，自动化确实导致了大规模失业，只不过我们用大量硬造出来的“挂名岗位”把这个失业口子补上了而已。一方面是来自右翼和左翼的政治压力，另一方面是公众根深蒂固的“只要从事领薪工作，你便是具有高尚道德的人”的观念。再加上乔治·奥威尔1933年就提到过的来自上层阶级的恐慌，即上层阶级对劳动大众“若拥有过多闲暇时光，就不知会做出什么事”的恐慌，导致在富裕国家，一旦涉及官方失业率这个数据，真实情况就已不再重要，人们想做的只是用尽一切办法，使这个数字能够被控制在 3%~8%这个区间。但如果把就业岗位中的全部毫无意义的工作以及所有为了支持毫无意义的工作而存在的实际工作都一一删除，我们就会发现，20世纪30年代预言的灾难还真就实实在在地发生了：50%~60%的人实际已失去工作。
当然，有一点需要指出，那就是 50%~60%的人没有工作这件事压根儿就不能算是什么灾难。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人类曾出现了数不清的可以被称作“社会”的群体，这些“社会”绝大部分都成功地做到了，把维持整个群体生存的工作按照他们所熟悉的方式分配给大家：群体中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参与贡献的方式，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需要像今天的人们那样，投入睡觉以外的绝大部分时间，去做那些他们并不愿意做的事情。并且，面对大把空闲时间这个所谓的“问题”，那些社会中的人似乎也没经历什么麻烦就找到了自娱自乐或者其他打发时间的方式。如果以他们的视角来看今天的我们，很可能就如同伊扬·蒂西眼中的憨憨族那样：毫无道理，荒谬至极。
所以，如今的劳动力分配方式既和经济状况没什么关联，也和人类本性没多大关系，归根结底不过是因为政治。我们过去没有理由去试图量化照料类工作的价值，未来也没有理由将这种尝试继续下去， 这个行为完全可以停止。但在展开一场对工作本身及其价值衡量方式进行重构的运动之前，我们不妨再一次来仔细探讨一下那些发挥作用的政治力量。
想要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再次回到“价值”与“价值观念”之间的对立上。通过这个角度，我们看到的是一方试图迫使另一方服从自己的逻辑。
工业革命之前，大部分人在家工作。我们今天熟悉的社会形式——社会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专门用来工作的工厂和办公室（“工作场所”），另一部分是专门用来生活的家、学校、教堂、水上乐园等，两者之间很可能还有一家大型购物中心——直到1750年甚至1800年才开始出现。如果工作是“生产”的场所，那么家便是“消费”的领地，除此之外，家当然还是“价值观念”的所在（这意味着，哪怕家庭生活涉及“工作”，这些“工作”人们也都是无偿从 事）。但是我们不妨将这一切翻转，从对立的角度来看一下。从商业的角度来说，家庭和学校正是我们生产、养育和训练劳动力的场所，但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这其中的疯狂程度堪比这样的事实：造出成百万机器人来消耗那些真正的人已支付不起的食物，或者警告非洲国家要努力控制艾滋病，否则人死光了会伤害经济发展（世界银行时不时就会发出这样的警告）。正如卡尔·马克思曾经指出的，工业革命之前，似乎没有任何人想过要写一本书，来探讨在何种情况下人类才能够创造出最大的总体财富。倒是有许多人写书探讨怎样的环境才能创造出最好的人，即如何最佳地组织社会，才能培养出值得喜爱的人，不管这个人是作为朋友、爱人、邻居、亲戚还是同为公民。这类问题，亚里士多德、孔子、伊本·赫勒敦[10]都苦苦思索过，但直到现在，此类问题依然是唯一真正重要的问题。人的一生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创造了彼此。哪怕是最极端的个人主义者，若是脱离了他人的关怀和支持，那么他连成为“个人”的机会都不会有。同时，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制度”不过是人类为了提供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储备而发展出来的途径。
如果是这样，那么从传统意义上理解，人们每每谈及“价值观念”（而“价值观念”之所以有价值，正是因为无法将其简单降格为可以用数字衡量的事物）便是在谈论彼此创造和相互照料的过程。
显然，如果这些分析是正确的，我们便可以说，关于“价值”的一切一直在系统性地侵入“价值观念”的领地，这种侵入起码已经持续了50年，于是，看着如今各种各样的政治争辩话题，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举个例子，现在美国的许多大城市，其最大的雇主是大学和医院。于是在这些城市，经济制度便围绕着生产人类和维护人类的大型组织展开（完美地按照笛卡儿主义[11]的一分为二，即塑造头脑的教育机构和维持身体的医疗机构）。（诸如纽约等其他城市，大学和医院是第二大和第三大雇主，最大的雇主是银行。稍后我会谈谈银行。） 那些左翼政党曾经号称自己是工厂工人的代言人，现如今这些伪装也被撕掉，取而代之的是职业经理阶级，这些职业经理人管理着学校、医院等机构。而右翼民粹主义则以一整套不同的宗教和父权“价值观念”的名义，将矛头系统性地对准了这些机构，试图削弱其权威。比如，通过拒绝气候科学和进化论来挑战大学的权威，通过组织反避孕和反堕胎运动来挑战医疗系统的权威，偶尔还会涉及（比如特朗普就曾提到过）回到工业时代这种完全不切合实际的幻想。不过这真的有点像一场不把不可能变可能就绝不罢休的游戏。从现实的角度来看， 美国的右翼民粹分子从公司主义左翼手中抢过人类生产大型组织的控制权的可能性，和社会主义政党在美国掌权并将重工业集体化的可能性差不多。目前看来场面暂时僵持住了。主流左翼主要控制着人的生产，主流右翼则主要把持着物的制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化和工作无意义化侵入了公司领域和照料领域，尤其是照料领域，这就导致了社会成本的不断上升，哪怕真正一线的照料工作从事者正在遭受越发凶狠的压榨。照料阶级随时可以发动反叛，一切似乎都已准备就绪，然而又是为何，哪怕一起来自照料阶级的反抗运动都未曾出现呢？
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便是右翼民粹主义和“分而治之种族主义” 将大量照料工作从事者放在了敌对的阵营。除此之外，还有更棘手的问题：在大量争辩出现的地方，争辩双方按理是属于“同一个”政治阵营的，可银行在这个时候却介入了。银行、大学和医院之间的纠缠在暗中开始产生实实在在的害处。金融渗透到方方面面，从汽车贷款到信用卡。然而有一点很重要：在美国，人们破产的首要原因是医疗债务，毫无意义的工作能吸引来年轻人也要归功于他们身上背负的学生贷款。然而自美国的克林顿和英国的布莱尔以来，那些表面上的左翼政党便成了“金融治国”的头号拥护者，金融领域也成了这些政党资金的最大来源。金融说客最亲密的合作伙伴还是这些政党，双方共同促成了各种法律法规的“改革”来给这一切铺路。正是在此时期，这些政党自觉主动地抛弃了它们原来的主要支持者，即工人阶级，转而开始为职业经理阶级代言，正如汤姆·弗兰克已经有力论证的那样。这些政党成为“职业经理阶级的政党”，即不仅成了医生和律师的代言人，还成了那些照料部门无意义化的罪魁祸首——行政人员和经理的代言人。如果护士想反抗轮班时不得不花费大部分精力来应付文书工作，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向自己的工会领导发起抗议，而这些工会领导与拥护希拉里·克林顿的民主党合作紧密，而追随希拉里·克林顿的民主党的核心支持者就来自医院行政人员，也就是那些一开始给护士安排文书工作的人。如果教师想反抗文书工作过多这个安排，那么他们就得反抗学校的行政人员，而很多情况下，代表这些行政人员的恰恰是同一个工会。如果他们抗议得过于激烈，就会被轻描淡写地告知：你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工作的无意义化，如果不接受，剩下的仅有选项便是听任那些充满种族歧视的右翼民粹主义野蛮人的摆布了。
我个人就屡次在此种困境中撞得头破血流。比如2006年，我当时因为支持了参与教师工会化运动的研究生，耶鲁大学就忙着策划把我开除了（为了把我踢出去，人类学系不得不专门申请了一个对教师再任用政策进行调整的许可，只是为了对付我一个人）。当时，工会战略家还考虑借助MoveOn.org[12]和类似左翼自由派邮件列表为我发起维权运动，最后经提醒我才想起来，那些操控开除我的耶鲁行政人员本身很可能正是这些列表上的活跃分子。几年后，我在“占领华尔街”这场可被视作照料阶级首次大型反抗的运动中看到，同一批“进步改革派”的职业经理人，先是试图替民主党拉拢运动参与者，然后在拉拢尝试失败后便干脆坐视不管，甚至与镇压方串通一气，对这场和平运动采取了武装镇压措施。
（本文经授权节选自《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
作者: 大卫·格雷伯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原作名: Bullshit Jobs: A Theory
译者: 吕宇珺
出版年: 2022-7
定价: 79
ISBN: 9787521743883
[4] 普鲁塔克（Plutarch），古希腊传记作家和哲学家。—译者注
[5] 工作福利（work-fare），指的是用提供工作的方式来帮助失业者而非直接对其提供经济援助，因此也产生了不少毫无意义的工作岗位，故该福利制度饱受争议。—译者注
[6] 世俗人文主义（secular humanism），一种提倡人的价值而非神的价值的世界观或哲学。—译者注
[7] 和平工作队（the Peace Corps），美国联邦政府组织，建立于1961年，其职能是将训练后的美国志愿者派往国外，以帮助发展中国家人民提高技术、农业和教育水平。—译者注
[8] 比尔·马厄（Bill Maher），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中国观众习惯称其为“彪马叔”，因为比尔·马厄连在一起读和“彪马”的发音很像。—译者注
[9] 门肯（H. L. Mencken，1880—1956），美国新闻编辑及评论家，是《美国信使》的创始人和编辑，他笔下辛辣讽刺性的社会评论小品文经常针对自负的中产阶级。—译者注
[10] 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阿拉伯哲学家、历史学家，他的《历史绪论》是有关历史理论的一部重要著作。—译者注
[11] 笛卡儿及其追随者认为头脑和身体是完全分离的。—译者注
[12] MoveOn.org，美国请愿网站，1998年成立，最初是邮件列表，成立初衷是声援克林顿总统，针对其遭遇的弹劾，该网站向国会提出“骂一骂就算了，多关注国家大事”的请愿，并在列表内进行扩散。—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