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1 月 11 日，腾讯研究院、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联合主办的“ 腾讯科技向善创新周 ”召开。 日本社会学家、《下流社会》作者三浦展 在大会上发表了主题演讲。
几年前，三浦展就提出了著名的“下流社会”论断，指出日本正在进入这样一种社会现实： 中流阶层向下流动，成为下流阶层，由此而形成“下流社会”。 那么，日本社会的发展历程，能够给中国带来哪些经验和教训？ 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措施？
相较于如今的中国经济形势俨然已从高速增长步入稳定增长的时代，如今的日本已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还没能恢复到经济成长的轨道，经济形势并不乐观。
我在 2005 年出版的《下流社会》，今日已成为了畅销 80 多万的热门书籍，在中国也收获了众多读者的青睐。 在我看来，“下流社会”这一现象在日本社会存在这一事实已 被大部分人所认知。
虽然，在日本很多人已经接受了生活在“下流社会”这一事实，且觉得生活还是很愉悦的。 但是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群体，因为对下滑到“下流阶层”这一情况产生不满和压抑的情绪，而发生了一系列针对社会普通人群的不幸事件。
在日本，亦有大量的中产阶级在悄无声息地滑入下流社会阶层，包括过去由下流阶层迈入中流阶层的家庭再滑入到下层。 为了防止因为自己的子女无职业，变成下流阶层而去从事犯罪行为，甚至出现了选择将自己的儿子杀害的极端案件。
显然，我们已步入了“父母是中流，孩子是下流”的时代。 日本 NHK （日本广播协会，是日本的公共媒体机构，成立于 1950 年） 也开始陆续报道中流阶层下滑的新闻，阶层下滑的问题再一次引起我们的重视。
所以，我在《下流社会》出版 15 年之际，在经过详密的调查后，于 2021 年 10 月出版了《大下流国家》 （日文书名） ，从个人和国家的层面详细分析了日本社会中流下滑到下流的原因与过程。
在这 25 年中，日本的人均工资基本没有上升，在正式员工数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非正式员工数量的增加直接导致了正式员工的涨薪幅度有限。 三菱综合研究所的数据证明，在过去的 10 年里，不少日本人认为，至少正式员工有着牢靠的工作岗位。 只要是正式员工，那么自己就仍然算是中流阶层，从而达到自我安慰的目的。
这样看来，代表中流阶层的正规员工与代表下流阶层的非正规员工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分裂。 虽然，非正规员工的数量在逐年增加，但这一群体对于自己处于“下流阶层”这一现象的意识并不是那么强。
可能这个阶层的人群显然已沉浸在各种低成本的物质消费方式之中，他们总能沉浸在享受一般物质消费 （廉价消费，或在二手平台购买物美价廉的商品） 的快乐中。 同时，这群下流阶层产生了一种认为自己处于“中流阶层”的错觉，在日本，这被称为“温水煮青蛙”现象。
三菱综合研究所进行的一项关于“民众一般生活满足感”的调查显示，那些生活满足感上升的群体多有以下特征： 多利用社交网络交流； 多利用民宿（家庭式旅馆）； 多做社会志愿者工作； 尽量不购物或少购物； 住在共享/合租房屋； 过环保生活 。
以上的这些消费特征正是第四消费社会的消费特征，这些特征带给企业或政府最大的启示是，可以通过向国民介绍各种生活方式，来提高国民生活的幸福感与满足感。
但客观情况是目前的日本社会还是持续朝着“下流阶层”迈进的，日本企业也热衷于压低单个商品的价格，来尽可能地提升其销售数量。
而在第四消费社会中，一些刚性需求是和商品价格无关的。 为此，我认为日本企业应尽可能地瞄准高附加值的消费市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日本在将来就很难提高国内生产总值。 以丰田公司为例，在未来，丰田可能不会再出售价格低于 150 万日元 （约 8.3 万人民币） 的车型，在我写《下流社会》的时候，丰田正好开始销售比一般车型贵 3-5 倍以上的高级车——雷克萨斯。
形成日本如今第四消费社会的背景原因有很多，最显而易见的是，日本社会如今面临的人口高龄化和少子化问题。 在 1980-1990 年代，少子化的主要原因是女性的高学历和晚婚，晚婚带来的分娩高龄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处于对身体健康的考虑，选择少生或不生，这也是造成生育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直以来，日本社会对高学历人才的要求，带来的是高昂的教育费用，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如果要供养 2 个孩子上大学，在经济上是很难承受的。 为此，在最近 10 年，日本政府也在积极地发放教育资金补助，来应对教育费用高昂这一社会现实。
少子化导致的出生率下降也是日本养老金赤字的重要原因之一。 到 2060 年，10 个现役工作的人将要养活 8 个老年人，为此，我们正在讨论是否将老年人的定义重新调整，即将 65 岁退休的标准提高至 75 岁，如果此举成行，那么就等于 10 个现役工作的人将要养活 2 个老年人，到 2060 年，10 个现役工作的人要养活的老年人也只不过上升到 4-5 人，与现在基本相同。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而来的另一个问题便是，单身群体的增加。 今后的家庭人数会越来越少，单身群体的人数会越来越多。 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单身社会，对企业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历史性的新时代，企业需要根据单身群体在各方面的需求与痛点，抓住其中的机遇。
针对我之前提到的，高昂教育费用导致越来越多的日本家庭选择少生或不生孩子这一社会现状。
一方面，我认为日本政府应该推行正确的政策，适当降低国立大学的学费，让更多来自成绩合格的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可以上大学。
另一方面，过去的日本为了迎合婴儿潮时代的需求，增设了许多大学和招收名额，导致一些原本连“10000➗10=”都算不出的人上了大学。 如今，面对年轻人的减少，应当适度减少招生名额或关闭一些大学，但是日本文部科学省 (教育部) 是绝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这就导致，一方面，国家每年需要为巨大无用的教育业支付巨额费用； 另一方面，导致原本成绩不合格的学生因找不到好工作而上大学。
为此，日本教育界应提升教育的附加值水平，改变过去的日本把大学变为中等化、大众化学堂的这一做法。 而是应该向真正想学习的学生开放更多机会，尤其是在经济上的补助。 我相信，通过此举至少可以在经济上改善日本的少子化问题。
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日本大学选择在线授课的方式进行日常的教学任务。 以此为契机，我认为应该将在线教学的范围扩大化，以此鼓励和资助更多不同年龄群体和职业群体的人在网上求学。
日本文部科学省应该鼓励更多的大学，向那些希望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的人开设网络课程。 因为对这群人而言，自由地挑选自己需要的课程进行学习，并将所学的内容应用到工作当中，从而实现升职加薪或循环教育等目标期望。 日本教育部门应开放思想，真正地将大学办成一个谁都能参与的、低价的、随时随地都能在线学习的平台。
在少子化、高龄化、中高年龄层单身家庭日益增多的日本，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新型的制度设计，这就是“共享社会” (Shared Society) 。
各种资料显示，朋友越多的人幸福感就越高，社会中感到幸福的人越多，社会就越美好。 利用人工智能、社交媒体等新技术多交朋友，促进线上线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连接、相互照顾显得格外重要。
但遗憾的是，近年来因疫情或工作等原因，造成在日本有许多年轻人和特别是年轻女性自杀的事件频频发生，其原因便是缺乏“共享”，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都缺乏必要的心理倾诉和护理。 借此推演下来，“共享”还可以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像保健、资产、教育、消费、城区设计等热门领域。
我在《第四消费社会》一书中，提出了基于“共享社会”建构的六个指标，它们分别是社区 （Community） 、经济 （Economy） 、安全 （Security） 、个性 （Individuality） 、多样性 （Diversity） 、机遇 （Chance） 。
企业通过推销商品和各种服务机会是达成“共享社会”目标的重要一环。 在 15 年前的日本兴起的合租住宅，在经济价值、安全价值和居民幸福感方面都颇有人气，无疑，合租住宅可以提供上述六种价值。 从企业开发的角度来说，能否提供这六种价值至关重要。 但可惜的是，目前没有一家日本大企业能提供满足第四消费社会特征的商品。
与此同时，很多小微企业和个人开始向社会提供各种各样符合第四消费社会特征的服务和商品，刚才所说的合租住宅便是其中之一。 另外，在日本东京有家咖啡洗衣店，在店内人们既能洗衣服、喝咖啡、举办各种活动，又能同时工作，另外，在店内小孩的吃喝是免费的。
目前，日本俨然已迈进少子高龄化时代。 相应的，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比例将增加。 为应对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我们日本人要保持健康工作到 75 岁。 为此，社会需要更多地关注保健照料型消费。 保健照料型消费意味着自我照顾、用金钱自助地购买各种生活服务或产品。
但在自助无法涵盖的地方，同样需要社区与朋友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这部分服务可以由个人、企业、非营利组织、创新企业等多方协力承担。 日本社会的”下流“趋势会越发明显，贫富差距也将进一步扩大。 在将来能促进国民幸福感和满足感的共享型消费和保健照料型消费，将会越发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