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变革是“富裕的杠杆” （莫基尔，1990） ，是推动长期增长的最重要单一力量 （Abramovitz，1956） 。 根据索洛的研究 （1957） ，1909-1949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有7/8归因于技术进步； 欧盟委员会指出 （2019） ，在过去的几十年，欧洲大约2/3的经济增长是由创新驱动。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长期的经济增长是由少数几种关键技术所推动的。 经济学家称之为“通用目的技术”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简称GPTs） 。 斯坦福大学Bresnahan 和特拉维夫大学Trajtenberg在合著的开创性文章中认为 （1992） ，通用目的技术是“增长的引擎”，它有三个基本特性：

（1） 普遍适用性(pervasiveness): 它能广泛应用到大多数行业；

（2） 动态演进性(technological dynamism): 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技术能不断得到改进，使用成本不断降低；

（3） 创新互补性(innovational complementarities): 它提高了应用部门的研发生产率，这反过来促进了该技术自身的进步。

加拿大学者Clifford Bekar等人 （2016） 定义了通用目的技术的六个特征，以和其他技术区分开来： ①使能技术，而不是完整的最终解决方案； ②创新互补性,下游部门的研发生产力由于其创新而提高； ③普遍的生产力收益； ④为下游部门创新提供必要条件； ⑤普遍性； ⑥没有相近替代技术。

加拿大经济学家、熊彼特奖得主Richard Lipsey在合著的《经济转型： 通用目的技术和长期经济增长》 （2005） 中把通用目的技术划分为产品、流程和组织三类。 他们通过对西方技术史的研究认为，有史以来共有24种技术属于通用目的技术。 其中，产品类有14项 （轮子、青铜、铁、水车、三桅帆船、铁路、铁轮船、内燃机、电力、机动车、飞机、计算机、互联网） ，流程类有7项 （植物驯化、动物驯养、矿石冶炼、写作、印刷、生物技术、纳米技术） ，组织类3项 （工厂体系、批量生产/连续过程/工厂、精益生产） 。 如表1所示。

学者也常把半导体、IT、人工智能、5G等技术作为通用目的技术。 通用目的技术可以是单一技术，也可以是一组密切相关的技术 （Clifford Bekar, Kenneth Carlaw, Richard Lipsey，2016） ，因此学者也把包括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在内的数字技术作为通用目的技术。

通用目的技术属于历史范畴。 从今天的视角看，有四种最典型、最重要，它们是蒸汽机、电力、内燃机和数字技术。

蒸汽机驱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1760年代至1840年代） 。 英国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指出： “蒸汽机使得整个世界早期发展历史的所有剧本都显得拙劣无比。 ”鲜活地说明了通用目的技术的重要作用。

电力和内燃机驱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1870年至1914年） 。 在革命发生前的50年代，马克思就作出预言： “蒸汽大王在前一世纪中翻转了整个世界，现在它的统治已到末日，另外一个更大得无比的革命力量——电力的火花将取而代之。 ” （威廉·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恩格斯》） 。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 当前，数字技术蓬勃发展，是最新的、最重要的通用目的技术，是第三次工业革命 （数字革命） 的核心驱动力。

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在合著的《第二次机器革命》中有一句名言： “人们花费数代人的努力才把蒸汽机提升到推动工业革命的程度，同样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去改造我们的数字机器。 ”数字技术早在“二战”之后就开始萌芽，直到上世纪90年代对生产力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才日益凸显。

数字技术曾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典型代表，目前已从过去的单点突破进入多技术协同推进、群体性演变的爆发期，呈现出扩散速度加快、迭代周期缩短的特点 （李伟，2019年） ，进入了以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阶段。 正如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 （2016年） 所言： “未来就是在云端用人工智能处理大数据。 ”

关于数字技术对生产率的影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提出的“索洛悖论” （1987） ——“计算机带来的改变无处不在，只有在统计数据中例外！ ”然而，很多人忽略了另外的事实——后来的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对生产率的影响已经随处可见！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索洛悖论已在上世纪90年代得以解决。 欧洲央行 （2020） 指出： “从历史视角来看，索洛悖论并不是什么悖论。 ”

通用目的技术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才能对生产率产生实质影响 （欧洲央行，2020）。 哈佛大学Helpman和特拉维夫大学Trajtenberg （1994） 把通用目的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为播种和收获两个阶段，在播种阶段，产出和生产率增长缓慢甚至下降，只有在第二阶段才真正开始增长。

英国经济学家Nicholas Crafts （2018） 指出，蒸汽机在1830年之前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很小，直到瓦特改良蒸汽机100年后，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才达到顶峰。 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大卫 （1990） 研究发现，发电机在发明40年后才带来实质性的生产力提高。 美国企业研究所Stephen Oliner和国家经济研究局 （NBER） Daniel Sichel在合著论文中指出 （2000） ：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之前，计算设备仅占总资本存量的很小部分，不应期望对增长作出太大贡献。 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投资的快速增长使得信息技术的资本积累达到足以影响生产率的程度。

根据欧洲央行 （2020） 的研究，电和ICT对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度极大，且在历史走势上具有很大相似性。 两者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都是前期平缓，后期加速，拐点分别是在1915年和1995年。 如图1所示。

图1 电和ICT对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来源： 欧洲央行，2020

表2 对美国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来源： Byrne, David M. and Oliner, Stephen D. and Sichel, Daniel E., Is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Over? (March 15, 2013).

咨询公司也做了相关测算，认为数字技术有拉动经济增长的极大潜力。 根据麦肯锡数据，到2025年数字技术 （包括物联网、大数据、自动化和在线人才平台四种技术） 可拉动澳大利亚GDP增长率上升0.7-1.2个百分点，使GDP增加1400亿-2500亿澳元； 根据埃森哲数据，到2035年人工智能有潜力使我国经济总增加值提升7.111万亿美元，拉动经济增长率上升1.6个百分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实现跨界发展，打破时空限制，延伸产业链条，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 ”我们要紧紧抓住数字技术革命的历史机遇，加快通用目的技术的扩散和传播，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我们也要意识到，技术变革的内部机制十分复杂，经济社会影响呈现出极大差异性。 正如经济史学家Thomson所言 （1984） ： “技术变革就像上帝。 人们对它讨论颇多，有人顶礼膜拜，有人拒绝抵制，却没有多少人理解。 ”我们对技术进步的认识需要不断深化，需要扬长避短。

习近平主席 （2018年11月30日） 建议“将‘新技术应用及其影响’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深入研究”，要求 （2021年9月24日） “塑造科技向善理念，完善全球科技治理，更好增进人类福祉”。 我们要牢记嘱托，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充分促进技术正向价值的发挥，避免“技术的贪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