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刚    腾讯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2021年4月19日，腾讯宣布成立“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Sustainable Social Value Organization，简称SSV.org），“科技向善”的使命有了具体的落地策略和执行部门。

超越短期的盈利目标，从基于商业原则的市场竞争转向基于社会原则的可持续价值创造，在企业实践中体现社会原则优先，这是互联网平台向历史必然方向迈出的一小步。 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担当不再是附加在商业利益上的光环或者对外部期待的被动回应，而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组分和主动追求的长期目标。

过去两个世纪，商业原则和社会原则在碰撞与融合的螺旋中成就了人类文明的现代化。 在市场与社会的边界日渐模糊的当下，追求效率和利润最大化的有限责任制体系正逐渐过渡到调和市场和社会的双重身份，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实现社会公平的共识型市场主体结构。 SSV.org的成立是平台型企业在这一方向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探索未来企业形态、经济形态与社会形态共同演化的可能方向。

（1）现代商业原则

现代商业原则起源于工业革命早期。

18世纪初，伴随蒸汽机的轰鸣，大规模城市化、劳动分工、有限责任公司、区域性商品交易市场相继出现。 两百年间，电灯、汽车、飞机、青霉素、内燃机、高铁、核电、航天器、集成电路、基因编辑、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等划时代的技术创新不断涌现，每一项都发展成规模庞大的产业网络。

与这些划时代的创新 相适应，一整套以市场为核心场景、环环相扣的商业法律和规则体系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也逐步建立起来。 思想的源头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出版于1776年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Nations)，之后不断发展演化，形成具体的政策明文。 如1855年英国通过《有限责任法》(Limited Liability Act)，正式确认股份合伙的注册模式和股东对债务的有限责任； 1860年英法签订第一份双边贸易协定《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The Cobden–Chevalier Treaty）开启欧陆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

虽然法律和规则的明文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所差异，但本质上所彰显的市场精神是一致的。 随着全球贸易的大发展，商业原则逐渐收拢归一。 到19世纪末，世界各地的大型企业都具备完全的法人地位，可以独立作出民事行为，获得收益承担风险； 公司股东和管理层承担有限赔偿责任，将企业与个人的偿债责任区分开来； 出资人根据出资额持有股份，成比例行使股东权利； 代理股东权利的董事会行驶决策权； 股份可交换。 这样的归一化也被称为“公司法历史的终结” [1] 。

20世纪的经济发展进入以全球化为主题的现代阶段。 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Bretton Woods Agreement)签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成立； 1947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第一轮谈判在日内瓦开启，关税及非关税贸易壁垒进入下降螺旋； 1957年《罗马条约》签署，当时全球最大共同市场欧洲共同体成立； 1994年123国联合签署马拉喀什宣言（Marrakesh Declaration），决议在第二年1月1日将GATT升级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中国奇迹成为主导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进程之一。

在现代商业法律和规则体系保驾护航之下，以大规模专业分工和区域自由贸易为特点的全球现代经济体系得到大发展。 2018年全球货物贸易总额19.4万亿美元，是1950年的318倍； 2019年全球70磅以下包裹邮寄总量超过103亿件，其中中国包裹占比62% [2] ； 全球集装箱货运总量从1980年的1亿吨增加到2017年的18.3亿吨 [3] ； 国际到达旅客数从1959年的2500万增加到2018年的14亿，增长56倍 [4] ； 2017年跨境结算金额130万亿美元 [5] 。

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全球化进程将商业原则的归一化推向更高的水平。 在全球各地，独立的市场主体自主签订合同进行交易； 企业基于效率和创新在全球市场互相竞争； 通过充分的竞争产生市场共识； 在价格、品牌、质量等市场机制的调节下优胜劣汰。 这些基本原则广泛体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商法体系当中，从中可以总结出一些普遍的关键词： 效率、创新、竞争、公平交易、优胜劣汰。

（2）现代社会原则

现代社会原则与工业化、城市化相伴而生。

从1700年到1850年，农民在英国总就业中的占比从60%降至25%，工业就业占比从不到20%增加至约50%。 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城镇人口占比从1801年的17%增加至1891年的72%。 快速的城市化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基础设施、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缺乏，在早期的工业城市中尤为严重。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1844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一书中，对曼彻斯特的城市问题进行了集中批判。 拥挤的居住环境、逼仄的巷道、缺乏干净饮用水、垃圾遍地、疾病流行、儿童早夭。 与工业化之前的乡村生活相比，城市劳工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出现下降。

恩格斯对城市的批判是19世纪中叶社会学界对工业化最深刻也最有影响的反思。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出版四年后，英国议会通过《公共健康法案》(Public HealthAct)，支持在城市建设垃圾清运体系和排水管道； 提供干净饮用水； 设立公共健康岗位。 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全球迎来高潮。 1852年纽约第三大道出现由马匹拉动的有轨公交； 1855年厄热-贝尔格朗(Eugène Belgrand)设计出巴黎给排水系统，将饮用水、非饮用水和城市污水分开； 1863年伦敦地铁通车，1870年纽约第一条地铁开始运行； 1874年英国诺丁汉建成第一个垃圾焚化炉 [6] ； 1879年茹费理（Jules Ferry）就任法国教育部长，必修、免费、世俗化的公立学校体系在他任内建立起来。 随着能源和电力革命、现代公立教育体系出现，以及公共交通大发展和卫生健康体系的确立，城市逐渐发展出现代的模样。

城市化带来的人口集中，让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分享成为可能。 能源、交通、教育、医疗、公园、博物馆等资源的集中供给，在整体上将城市空间明确划分为共享的公共领域和家庭居住的私人领域。 在个体层面，工作场所与居家生活、正式社交和休闲消费在空间和时间上明确分开。 城市中产阶级的崛起，消费文化盛行和信息/媒体革命，推动服务业大发展。 现代服务业最终成为经济体中规模最大、雇佣人数最多、业态最丰富的产业板块。 这些元素有机结合在一起，产生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现代化”。 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在城市中的集中与切割，让匿名性、公共礼仪、社交网络、社会秩序等概念受到重视。

现代化的城市生活方式带来新的社会原则，并随着城市化发展的深入，从原本单纯的公序良俗向现代文明演进。 路易斯・沃斯（Louis Wirth）在《作为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讲道， “城市在历史上是不同种族、人群和文化的熔炉，是最合适哺育新物种和跨文化的温床。 不仅容忍，更鼓励个体差异。 毕竟城市把来自世界尽头的人聚在一起，是因为人们各个不同，所以对彼此有用，而不是因为他们同质化，想法也差不多。 ” [7]

在这样的“熔炉”中，多样性和专业化共生，物理空间的接近与社交关系的疏远并存。 前工业化时期固化的社会结构让位于更多的阶层流动和可能性，传统的熟人社交让位于对陌生人的一般性信任。 邻里和社区成为基本的社会单元，公共机构需要在满足大众的一般需求的同时兼顾特殊群体的特殊需要。 对社会公平的关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对私人空间和财产的尊重、社会氛围的宽松和包容、注重隐私保护和公共资源的善用、环境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等等，成为现代社会原则的关键词。

1945年《联合国宪章》序言提出“促进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 。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认为“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 2015联合国193个成员国通过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称SDG)，包括消除贫困和饥饿、建立良好健康与福祉、提供优质教育、促进性别平等、保障清洁饮水与卫生设施、廉价和清洁能源、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维护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可持续城市和社区、推动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气候行动、保护水下生物和陆地生物、建设伙伴关系。 这些目标，都可以理解为对现代社会原则具体而明确的表达。

企业和市场当然不能脱离社会独立存在于真空当中。 按照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定义，市场是“促进交易的社会机构”(socialinstitution which facilitates exchange) [8] 。 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分析更为直接，认为企业和市场都是建立在社交网络之上，两者差异不过是网络连接疏密有别 [9] 。 把市场看作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把商业原则当作社会原则的一个分支，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但市场与社会的重叠共存并不意味着商业原则与社会原则会自动保持一致。 商业原则强调效率和竞争，摒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保证优秀者能脱颖而出，追求在优胜劣汰中不断提升经济整体运行效率，也因此会伴生失业和弱势群体掉队等问题。 社会原则强调公平和包容，要照顾到社会全员，希望人人都能从发展中获益，要求建设社会保障网络接纳失业和抚慰掉队的社会成员，实现整体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企业处在以效率和竞争为核心的市场体系中，似乎是可以不用考虑社会原则，或者至少可以豁免 部分要求，把市场竞争带来的负面后果交给社会机制来处理。 这样明确划分市场和社会的观点，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占据经济学的主流。 毕竟从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看不见的手”的神妙之处就在于当所有市场主体都在追求私利的时候，最终的整体产出却是最优。

但现实世界的情况远比抽象的经济学模型复杂得多，主流观点也会随着现实中产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 对企业是否能免于社会原则的约束，商业原则是否要体现社会原则，曾有多次影响深远的讨论，每次都引发市场和社会边界的重新划分、游戏规则的重新制定。

两者的第一次碰撞是在工业革命后期。 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见证了大型工业企业的崛起。 1869年第一条横贯美国的铁路建成； 1870年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与合伙人在克利夫兰建立了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1872年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与合作伙伴共同设立了埃德加・汤普森铁艺公司(Edgar Thomson Steel Works)，之后通过一系列并购迅速扩大规模，并于1892年更名为卡内基钢铁公司(Carnegie Steel Company)。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统一的大陆市场，跨区域的大型公司成为举足轻重的市场主体。

大型公司的崛起在带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伴生了市场高度集中、价格操纵，以及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等问题。 商业原则的疏漏造成社会福利整体损失。 马克・吐温(Mark Twain)不无嘲讽地称之为“镀金时代”(Gilded Age)，在金光闪闪的外表下是不堪的现实。 显然，单纯的商业原则无法很好规范这些新出现的产业巨头，需要根据社会的整体利益调整政策，堵上漏洞。

讨论的结果是美国国会在1890年和1914年分别通过谢尔曼法 (The Sherman Act)和克莱顿法(The Clayton Act)，禁止价格卡特尔，限制以操控市场为目的的经营者集中。 社会原则中的公平性延伸进入市场领域，升级了公平竞争的含义。

两者的第二次碰撞开始于“一战”后。 美国的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 战争期间，女性走出家庭加入就业大军，经济和社会结构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亚瑟・庇古(Arthur C. Pigou)出版了他影响深远的著作《福利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Welfare)，对商业原则与市场原则的可能冲突进行了深入讨论。

这本书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经济外部性”的概念及其政策含义。 当市场主体在正常经营活动中附带产出了社会成本时（负经济外部性），它不会有动力承担这一成本； 同样的，当附带产出社会收益时（正经济外部性），也不会有消费者愿意为这些附带收益付费。 前者如工业生产的排污，后者如清扫门口积雪也方便其他人行路。 不承担社会成本会造成具有负经济外部性的产品过度供给； 不能收取社会收益会造成具有正经济外部性的产品供给不足。

庇古因此提出了被后世称为“庇古税”(Pigouvian Tax)的方案，为环境法、劳工法、消费者保护、食品和药品安全等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社会原则再次改变商业原则的思考方向。

两者的第三次碰撞发生在上世纪中叶。 “二战”结束，信息和媒体革命带来流行文化的空前繁荣，消费主义大行其道。 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与牙膏、可乐、化妆品、零食等日用消费品的广告占据电视媒体的黄金时段。 批发零售、仓储物流等服务性行业快速发展，替代传统的钢铁、石油、铁路运输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一方面，品牌形象和消费者认知成为左右市场竞争的关键因素，企业有主动拥抱社会原则的市场压力； 另一方面，企业的发展战略、环境、劳工政策对在地经济发展和社区福利水平有很大的影响，也引发消费者的关注。 1953年哈罗德・鲍温（Howard R. Bowen）撰写的《商人的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men)一书出版，提出“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的概念。 企业的社会角色成为媒体的热点话题，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不无调侃地写道，“美国企业的经理人哪有时间去做企业。 ”（When the managers of American business hadany time for business） [10]

1970年，“驯服通用汽车”(Tame G.M.)的主要成员在通用汽车的股东大会提出动议，要求新增三名“代表公共利益”的董事，并成立专门委员会研究产品安全、污染和员工福利等问题。 动议虽然没有得到股东大会的支持，但通用汽车董事会还是采纳了第二条建议，指定五名董事成立“公共政策委员会”来专责处理企业经营中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这一事件也引发学术界讨论。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纽约时报》撰文，直白地指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为股东创造更多的利润 [11] 。 文章聚焦在企业高管的角色，认为管理层为追求环境、社会福利等目标，花费公司资源或者提高产品价格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向股东或用户征税，会导致资源错配和低效率。

此文将社会责任的主语从“企业”偷换为“管理层”，但承担社会责任并不一定与追求股东利益相悖。 当消费者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度越来越高，在选择产品时不仅考虑价格质量，还包括品牌社会形象等因素的时候，商业原则与社会原则在市场的逻辑中逐渐接近，承担社会责任与创造利润的需求是一致的。 股东因此有动力要求管理层将CSR纳入企业的发展战略，让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保证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

在文章发表之后三十年，企业应该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成为共识。 据KPMG统计，1999年全球营收最高的250家公司中，35%会定期发布企业环境或社会可持续性报告； 到2020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96% [12] 。 2008年1月《经济学人》出版企业社会责任专刊，在编者按中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曾经是‘好人好事’余兴节目，现在已是主流”(Corporate socialresponsibility, once a do-gooding sideshow, is now seen as mainstream)，企业考虑的问题已经从“该不该”转为“如何做” [13] 。 社会原则再次影响商业进程。

三次碰撞，每一次都让社会原则更深地融入商业原则当中，确立前者相对于后者的优先地位——规范企业和市场行为的商业原则必须与社会原则保持一致。 到今天，一系列基于社会原则的标准，例如企业公民（Corporate Citizenship）、环境社会和企业治理(Environment, Social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简称ESG)、碳中和(Carbon Neutral)等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纳入长期发展战略中。 韩国三星集团的五条“商业原则”(Business Principles),遵守法律和道德准则； 坚持洁净的组织文化； 尊重客户、股东和雇员； 关心环境、安全和健康； 对社会负责的企业公民 [14] ，其实都是社会原则。

上世纪80年代末，互联网走出大学和实验室，开始商业化尝试。 1994年网景浏览器(Netscape)发布，1995年美国在线(AOL)的活跃用户数达到300万，互联网商业化完成从0到1的跨越。 进入新千年，数字革命成为主导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进程之一。 2000年到2018年全球互联网渗透率从约7%升至51.4%； 2008年到2018年，全球移动宽带活跃账户从每百人6.3个增加至每百人70.1个 [15] 。 互联网通量迅速扩大，据CISCO估算，2020年全球互联网数据通量达到592TB每秒，是2015年的2.5倍 [16] 。 全球数据产量高速增长，据IDC预测，2020到2025年全球产生的数据总量以每年27%的速度增长，2025年将达到175 ZB [17] 。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得到广泛应用，“软件正吃掉世界” [18] ，“云计算正吃掉世界” [19] ，“人工智能正吃掉世界” [20] 等标题占据媒体头条，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浮出水面。

（1）数字经济与数字社会

数字化浪潮席卷之下，从新闻媒体开始，批发零售、文化娱乐、餐饮旅游、金融交通、医疗教育等第三产业率先进入数字时代。 紧随其后，制造业、建筑业、农业等壁垒较高的传统产业，在核心场景中也开展数字技术应用和商业模式的探索。

社会生活也进入数字时代。 消费、社交网络、文化娱乐、公共服务都在经历快速数字化的过程。 不论是远程会议、工作协同，或是出行规划、旅游度假，甚至是最平常的一日三餐、市内交通，都在虚拟和现实世界不停切换——开发在本地，交付在线上； 挑选在本地，支付在线上； 出行在本地，预订在线上。 线上虚拟世界与线下实际生活逐渐融合。

匿名性、公共空间、个人隐私、社交互动、资源共享都有了新的含义。 乍一看，这些元素与与百年前的城市化进程带动的人群聚集、空间分割、匿名化、共享设施等非常相似。 但细究起来，数字经济和社会的匿名性、虚拟空间分割、线上线下的资源共享与百年前的城市化浪潮有本质不同。

首先是空间的重新排列组合。 数字空间按照不同功能划分为工作的空间、社交的空间、娱乐的空间、购物的空间等，空间互相独立，往往对应着不同的应用。 用户的日常生活也就变成是在不同的平台或应用中穿梭闪现。 线上线下联通，线上空间分离，前互联网时代以城市为基础的人群聚集和空间距离在数字时代被重新定义。 网络深度侵入到日常生活，虽然作为私人领域的家庭和作为公共领域的办公室在物理空间上是隔开的，但却因为在线工作平台联通起来。 休息时间处理工作消息，身处家中连线在线会议，工作和家庭的边界日渐模糊。

其次是个人身份的多重裂变。 虚拟空间与现实生活 完全重合 ，用户可以放下现实生活中的身份，选择在虚拟空间中匿名。 加之虚拟空间往往互相割裂，用户在不同空间中可以使用不同的身份符号，甚至在同一个平台的不同账户都可以注记不同的身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子。 这提高了用户在虚拟空间活动的自由度，也为强化群体身份认同、激化观点分歧埋下伏笔。

最后，资源共享的方式和渠道都出现全新变化。 线上平台发挥信息沟通作用，盘活冗余资产，用资源共享的方式创造新的商业机会。 2008年Airbnb上线后不久，创始人在自家招待了第一单共享短租客户； 2009年Uber成立，2010年在美国旧金山完成第一单共享出行服务。 其实支持互联网快速扩容的云计算平台，底层逻辑是海量用户平摊基础设施和运维服务的高额费用，也是一种以线上平台为媒介的资源共享。

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互相融合，部分重构形成于上世纪的商业原则和社会原则。 在商业领域，数字化创造出新模式和业态，平台既是企业也是双边市场，价格调节机制部分失灵； 在社会领域，数字世界中的分散空间、多重身份影响现实世界的公共礼仪、社会气氛和社会共识的达成。

（2）数字商业原则

1995年，唐・泰普史考特(Don Tapscott)在《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一书中兴冲冲地描述未来的情景： 只需要一台联网电脑，加上新点子和创造力，每个人都能参与到（数字）经济中来； 数字经济通过连接组织和个人，让各类社会主体结构都转到网上 [21] 。 时间拨到26年后，数字经济从纸面变为现实，其范畴也已远超当初的设想。

平台经济与双(多)边市场是数字经济的主要特征。 供给端与需求端在平台上聚合，如商家与消费者在电商平台、流量主与广告主在社交媒体、开发者与用户在软件商店、司机与乘客在叫车软件，如此等等。 这样的双(多)边市场结构中存在正的网络外部性(positive network externality)，聚集的市场主体和消费者的数量越多，平台的吸引力越大、价值越高。 供求双边互相牵引： 平台聚合的商家越多，越能吸引消费者，反之亦然。 平台方因此需要仔细考虑这一“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好让“供求双方都上船” [22] 。

市场竞争的逻辑也出现变化。 因为网络外部性的普遍存在，商户和用户在平台间的迁移成本较高，角色更为被动。 网络时空不再有地理意义上的距离，新产品或服务对市场的渗透通常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的。 滴滴成立的前三年就有150万出租车司机完成注册 [23] ，超过全国出租车保有量 [24] 。 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赛道的时机和推进的速度对最终的市场结构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也让平台型企业有很大压力必须在较短时间内占据主要的市场份额。

投资人和股东也敏锐感觉到竞争成败因素的变化，在市场发育早期支持团队加大投入力度，容忍亏损来培养用户习惯，争夺市场份额。 这造成具体赛道的竞争由长跑变短跑，由缠斗变成速推。 即便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主要份额，成为行业领导者或领导者之一，也有可能还是会持续亏损。

平台之间的分工并不稳定，各垂直领域之间的分隔是动态的。 2014年Uber推出Uber Eats，跨界进入外卖领域，在去年二季度疫情严重期间，外卖业务的毛收入超过网约车业务的两倍； 2015年苹果推出Apple Music，进入流媒体领域，截至2019年中已有6千万付费用户； 包括亚马逊、谷歌等在内的几乎所有平台型企业都推出各自的云计算服务。 平台之间虽然商业模式不同、表层的业务不同，但支撑业务的技术能力和工具同质性很高，比如云计算的能力、支付的能力、算法的能力等，因此在发展与竞争中难免互串赛道。

如上的特性，为数字时代的商业原则制定带来挑战。 平台之间的关系，虽然仍遵循“在基于效率和创新的竞争中优胜劣汰”这一基本市场逻辑，但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至少部分失灵，竞争的元素也从品牌认知、质量提升、库存管理等工业时代的制成品逻辑，转变为把握用户偏好、选择进场时机、产品迭代速度、数据分析能力等平台经济的逻辑。 竞争中的偶然性因素增加，传统商业原则中股东主义、持续盈利、对失败的低容忍等，逐渐让位于用户价值第一、持续快速增长、风险偏好较高等新思路。

过去二十年，对平台经济的研究也从如何催生正网络外部性，转向评估对竞争和创新的长期影响、对初创企业和中小商家的影响 [25] 。 共识仍在凝聚的过程中，整体的结论还是偏向正面的。 虽然平台经济的特性部分扭曲了价格机制，激烈的竞争也造成部分企业的动作变形，连带影响到平台上的商家、消费者和部分外部合作伙伴。 但总体上平台在推动新技术应用、支撑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代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 [26] 。

历史地看，由科技驱动的经济发展往往伴生各种投机和市场扭曲，导致金融市场波动。 当新技术对经济社会的渗透基本完成，市场会逐渐回归到正常的轨道。 目前数字经济正在与实体经济快速融合。 在数字平台逐渐深入到传统行业的核心领域后，底层能力必然会分化。 传统行业的知识壁垒取代平台的同质性，出现更深层次的数字技术专业化和平台分工。 串赛道、轻利润、重增长等现象可能会逐渐减少，盲目的竞争行为被纠偏，以平台经济和双边市场为特征的数字经济逻辑会逐渐向传统实体经济的市场逻辑靠拢。

（3）数字社会原则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每一个头部平台最终都将发展成为活跃的产业生态圈。 数以百万计的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以骑手、司机、写手、主播为代表的斜杠青年和自由职业者，在这一生态圈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借助平台的流量获得发展或维持生计。 平台方通常也会鼓励生态中处于不同位置的市场主体之间进行多边合作，一方面加强平台的粘性，另一方面也增加平台商业价值。

以多边合作为特征的生态型公司不独为数字平台所特有。 大型现代企业往往都伴生着这样一个广泛的经济性网络，如汽车厂家的供应链网络和销售网络； 再如银行、信用卡公司的商户网络和用户网络等，也都是以多边合作为特征的产业生态。 但与数字平台生态不同，这些产业生态是中心化的。 大型汽车生产商或者大型银行在网络中居于核心地位，生态中的其他主体是核心企业直接或间接的交易对象。 生态的边界清晰，加入其中可能需要申请，甚至还要经过前置的资格审核。

而互联网平台生态往往是多中心或者没有明确中心，平台与生态中的企业或个人相对独立，他们倾向于同时参与多个平台生态，而不是与某个平台绑定。 平台开放，边界模糊，使用大部分平台提供的服务仅需要简单的注册，通常也没有前置的资格审核。 也因为没有会员身份的羁绊，去留随意，所以生态中往往有很多休眠账户。 平台上的企业与个人的角色不固定，某些交易中的供给方在其他交易中是消费者，甚或变身为交易中介。 这些因素让互联网平台呈现出比传统生态型公司更为复杂的结构，他们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性和市场型平台，更像是“现实世界”(Reality)在数字维度的展开，可称之为“数字世界”(Digitality)。

“数字世界”是平台的平台，接近“无人非用户”。 头部平台通常是聚合多个双边市场的超级应用，活跃用户数接近于现实世界中的人口数。 最明显的，全球几乎所有的移动互联宽带用户都在通过iOS或者安卓系统联网，2020年全球活跃iOS设备数量达到16.5亿 [27] ，而活跃安卓设备数量在2019年中已经超过25亿 [28] 。 去年四季度平均每天有26亿用户访问使用Facebook的产品 [29] 。 对这样的头部平台来说，以用户价值为依归，大致等同于以社会价值为依归。 这些平台也就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数字世界”。

“数字世界”是虚拟空间与现实生活的（部分）重合。 传统的大企业通过承担就业、劳保、可再生能源等企业责任间接影响到社会。 而“数字世界”可以直接参与到日常生活中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这带来两个变化，一是当越来越多的公共设施和社会功能转移到平台之上，非平台用户在日常生活中会遭遇诸多不便； 二是网络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多在现实生活中展现，在虚拟空间中的言论和行为，可能在现实世界中产生涟漪，对企业的经营和个人的生活带来影响。 20年前，用户或可断网而居，乐得清静； 现如今，脱离“数字世界”相当于离群索居，窒碍难行。

“数字世界”中的痕迹留存逐渐逼近真实场景。 用户全覆盖，且触网的场景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高。 IDC估算2020年用户与数据互动次数为每天1426次，到2025年将达到每天4909次，相当于不到17秒触网一次 [30] 。 “数字世界”因此载满各种各样密密麻麻的数字行为痕迹，从这些数字留存当中，可以描摹出现实世界中消费者和商家的模样，推断他们的行为偏好。 这无疑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但也暗含隐私和安全风险。 在价值和风险的冲突中如何取舍，如何在“数字世界”建立恰当的规则、流程和秩序，是这个时代必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互联网从诞生在实验室的第一天起，就弥漫着一种技术理想主义。 技术是人的技术，人是技术的主宰。 乔布斯(Steve Jobs)1994年接受《滚石》(Rolling Stone)采访时说，“技术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人有信心，相信他们基本上是好的、聪明的，假如你给他们工具，他们会用这些工具创造出非凡的东西来。 ” [31]

四十年间，互联网从非商业化的科研计划中走出，通过商业和市场走进大众、走向社会生活，最后实现对商业和市场的超越。 从工业革命以来商业原则与社会原则基本逻辑互斥、不断碰撞的二元对立结构，在数字技术的极致发展中走向融合。 市场和社会边界的最后一次划分是不再划分，最后一次碰撞是难分彼此。

（1）数字世界的守夜人

90年代中期，与数字经济一词几乎同时出现，但较少被关注到的另一个重要趋势是“数字融合”(digital convergence)。 从技术本身的融合开始，文档、编辑工具、社交网络等数字产品可以在多个平台、多个终端保持一致的使用体验，软件和硬件互通。 之后是不同内容形式和渠道的融合，电影、电视、音乐、网游等原本不同的媒介内容在数字技术中混为一体，出现新的创作和发行方式。 再者，地域市场在数字世界中融合，如欧盟2015年推出的数字统一市场战略(Digital Single Market Strategy)，清除在数字世界中的虚拟国境线，扩大连接，共享市场。 散在的数字技术创新点渐渐扩大，互相融合成为包裹着现实世界的数字世界。 泛在计算 (Ubiquitous computing)这一马克·威瑟(Mark Weiser)口中“将自己编写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直到无法分辨出来”的“最复杂的技术” [32] ，融入无所不在的电磁波里，成为数字世界的阳光和空气。 数字技术的发展最终回归到创造者当初美好的设想。

理想性的背面，数字世界也时常成为现实世界冲击和风险的来源。 与泛在计算同在的，是现实世界中的规则执行算法化，有可能被别有用心地利用，从数字世界向现实世界发动攻击。 最新的例子如黑客组织“暗面”(DarkSide)对美国西海岸输油网络的勒索攻击，造成真实的困难和损失。

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需要强有力的守夜人。 头部科技企业作为数字世界的在现实世界中的载体，用户与社会成员重合、场景与日常生活重合、留存与真实世界重合、规则与计算过程重合，是数字社会原则天然的守护者。 平台型企业站在调和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关系、应对来自数字世界的各类冲击的一号位，必须要成为两个世界之间适格的协调者和解决方案提供者。 平台之上，商业效率就是社会效率，社会公平即为商业公平。 商业原则和社会原则从工业革命以来相互分治、不断碰撞的历史走向终结。 而两者达成最终妥协之后，社会的原则就是平台型企业的原则。

（2）在数字世界中寻找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对策与答案

面对数字革命的冲击，站在商业原则与社会原则融合的历史奇点，重新检视企业与社会的关系。

传统的生态型企业对某一地区或某座城市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例如底特律因福特、克莱斯勒和通用等汽车大厂的崛起而繁荣，也因大厂的陆续迁出而衰退，不得已在2013年宣布破产。 传统的生态企业也因与本地经济的绑定，社会容忍度较高，只需遵守社会原则的一般性要求——适应以市场竞争为基础的商业原则，尊重追求包容公平的社会原则，在日常运营中关注社会问题、管理社会影响即可。 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不论是企业捐赠、雇员关怀，或是环境保护，都是以自愿为基础的自我规范和限制。

近年来涌现的一些新尝试值得关注。 如本世纪初兴起的共益企业(B Corp)，致力于用商业可持续的模式来实现社会目标。 其中传达的商业原则与社会原则统一的思想与解决数字平台挑战的思路是一致的。 但这些尝试苦于资源瓶颈，较为分散，仍是以自愿为主，发展速度较慢。

当社会原则就是企业原则，作为站在两个世界融合点的守夜人，谨守自我约束性质的一般性要求是远远不够的，要走出舒适区，调动体系内的资源和能力，主动探索解决现实世界问题。 SSV.org成立，是一场企业主导的大型社会实践。 针对社会原则就是企业原则这一判断，以更为积极主动的方式追求有效率地实现社会目标落地。 “推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如何做？ 大概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破题。

第一个角度是向内看，处理好与自己的关系。 主动拥抱商业原则与社会原则的统一，在企业内部是否已经达成共识？ 投资者与股东是否已准备好以服务社会整体利益为目标，而不是单纯追求企业盈利？ 部门之间如何分工协作，是否需要中心化的沟通机制？ 社会原则是否已融合入企业文化中，获得员工的普遍支持，可以在日常工作中自觉遵守？ 对于企业碳中和等相对成熟的标准，能否做到率先达标？ 社会目标与商业目标相比较为分散，乡村振兴、教育公平、可持续发展、弱势群体照顾等等，是均匀施力还是重点突破？ 如何充分发挥平台的能力，是下场自己做还是从旁协助其他单位做？ 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处理好与自己的关系，就是做好组织准备，接受社会原则创新的挑战。

第二个角度是左右看，处理好数字世界中的多边关系。 平台的商业价值创造和社会价值创新，离不开合作伙伴的支持和平台上数以亿计的活跃用户的配合。 如何细化平台规则、建设各类调节机制，解决伙伴间、用户间的矛盾，推动平台生态和谐发展？ 如何更好地支撑平台上的伙伴和用户，带动他们一起参与到社会价值创新中来，共同努力并分享成果？ 这是让社会原则在数字社会率先落地的重要一步。 腾讯公益平台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样板，利用在线平台的连接能力、展示能力和支付能力支撑正规公益项目的募款工作，及时跟进项目进展，形成透明的长效机制，让优秀项目脱颖而出，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大化。 将公益领域的成功经验复制到乡村振兴、教育公平、助老适老等其他场景中去，可能是未来重要的社会价值创新点。

第三个角度是向外看，处理好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 数字社会仅仅是现实世界的一个局部，是现实世界在数字空间的投射和缩影。 数字世界的规则可能在一定时期超前于现实世界的规则，但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世界、服从现实世界中的社会原则。 平台是开放体系，人员、信息、物资在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频繁流动，对后者影响力越来越大。 数字世界必须要管理好这些外溢的影响力。 这一方面要求平台企业主动配合监管、积极与社会大众沟通，架设跨越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官方桥梁。 另一方面，互联网带来的信息碎片化、族群割裂、网络暴力等问题，也需要两个世界紧密配合，正确引导、弥合分歧，促进社会共识的达成。 此外，数字世界作为平台的平台，各个子模块不能各自为政，要做到跨模块的商业与社会决策统一，做好“数字社会原则”的顶层设计。 设置超越单纯商业决策机制的顶层公共事务架构，作为协调两个世界关系的枢纽，对社会价值创新过程中的风险点和潜在问题看得见，改得了，推得动，追求社会目标的达成率。

第四个角度是向前看，处理好与科技与未来的关系。 随着算法、算力、数据、带宽等基础能力不断提升，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创新积极涌现。 纵向创新酝酿新突破，如区块链、星链等新的组网模式，虚拟现实、脑机接口、全真互联等新的互动体系，已经开始商用探索。 横向跨学科的联合创新也持续推进，生物芯片、计算生物学、数字育种等取得长足进步，数据与算法已经成为新药和疫苗研发的助力。 这些技术突破可能潜藏着破解当前社会难题的密码，需要科技企业持续关注、加大投入。 特别是某些需要长期大量投资的基础性研究工作，或者是受制于现有产业规模小、结构分散、无法大规模推广的新技术，可能在科技企业的助力下跨过盈亏平衡线。

此外，技术突破往往会冲击现行的规则体系。 数字平台的规则大部分已经代码化，代理给各类算法自动执行。 如何调整规则形成机制以应对技术带来的挑战，需要科技企业积极研究、想在前面。 例如对技术伦理问题的讨论，对数据与隐私问题的讨论，如何通过数据透明、算法透明实现数字规则的透明，让用户广泛参与到规则的自主进化中来。 如何通过各种反馈机制汇总主流意见，并将这些反馈融入到后续的版本迭代当中去，当然会有各种声音和不同意见，但可以选择有共识、争议性较小的意见先纳入进来。

最后，科技企业要致力于弥合社会分歧，探讨建设数字共同体。 数字世界往往先在本地市场展开，同样的技术和规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会演化为各自的版本。 可持续的社会价值创新，首先是在地化的社会价值创新，要遵守在地的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无差别对待各地的用户。 对构成平台公司的股东和员工来讲，仍有自己需要坚守的族群意识，这也构成组织的身份认同。 但这不应成为探索数字共同体建设的障碍。 虽然各地的历史和国情不同，发展速度和阶段也不相同，但坚守本土价值，参与全球竞争，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推动社会原则更广泛的落地，应该是全球共识。

经过四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企业逐渐拉进与全球先进水平的距离。 进入数字时代，面对发展范式的改变，发达国家固化的分工体系在某些方面增加了数字化转型的机会成本，也为新兴市场在理论和实践上引领全球创新提供了空间。 在数字社会的发展中，来自中国的本土平台在某些领域取得了实践上的领先，这是我们进一步推进社会原则创新、社会价值创造的基础，也是推动数字共同体发展，体现中国经验和思想的契机。

“科技是一种能力，向善是一种选择。 对科技向善的‘善’的期待，是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略要去努力的方向。 把创造更大的社会福祉作为所有业务的目标，落实到具体的业务规划中。 把创造社会价值的根基，扎得更深更稳。 ” [33]

这是数字世界主动迈出的一小步，前方不是坦途，但肯定足够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