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陈维宣 腾讯研究院博士后

作者 | 吴绪亮 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顾问

作者 | 呼丽梦 腾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作者 | 张    旻 腾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以2020年4月8日零点武汉解除封城为标志，全国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大进展，经济社会逐步进入“后疫情时期”。虽然我们还需要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疫情形势变化，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但加快恢复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和促进经济发展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各界最关心的话题。202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扩大居民消费，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启动实体商店消费，保持线上新型消费热度不减”。此后，各地纷纷出台提振消费的政策措施，其中，电子消费券的发放受到最广泛的关注[1]。

一、国内外经济形势严峻，刺激消费可能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拉动经济方式

1. 世界经济的疲软之势将持续很长时间

世界经济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扶摇直上的简单线性关系，相反呈一定周期性的波动起伏。仅以1961年为起点，如图1所示，世界经济便经历了包括1973—1975年、1979—1982年和1990—1993年等在内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和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每一次危机都会让全球GDP增长急速下降，使世界经济社会发展遭遇重创，但危机过后经济又快速回到既定增长轨道。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纵观每次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从未有哪一次像2009年金融危机后那样，全球经济较长时间内始终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发展。事实上，2011—2018年，全球GDP的增速仅维持在2.5%—3.2%的水平，其最高值为2017年的3.19%，依旧低于近六十年来大部分年份的增速[2]。增速放缓，显示出近年来世界经济复苏的疲软之势将持续很长时间。

联合国发布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2020》数据显示，2019年，世界GDP增长率下滑至2.3%，为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在不出现潜在阻碍的假设条件下，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小幅上升至2.5%，但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爆发将极大地增加全球经济复苏的压力与不确定性[3]。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在多重不确定因素的干扰下，近年来发达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均呈现出经济增速同步放缓的趋势。而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更将让全球经济雪上加霜，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份公布的预测，该组织已将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估由此前的3.3%下调至-3%，这也许意味着2020年将成为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以来，经济衰退最为严重的一年[4]，详见图2。

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经济增长率的放缓彰显出全球经济的复苏仍显脆弱，而贸易量近年来走弱趋势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结论。根据荷兰经济政策研究局（Bureau for Economic Policy Analysis, CPB）2020年2月份发布的《世界贸易监测》报告，世界贸易量依旧呈下行趋势，受疫情影响，2020年1月份贸易量同比萎缩2.3%，而2月份贸易量同比下降更是达到了2.64%[5]，详见图3。近年来，全球范围内贸易摩擦不断，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升级，加之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和蔓延更是对全球贸易形势产生了巨大冲击，短时间内世界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势必困难重重，而这也将进一步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蒙上一层阴影。

注：以上图表依据CPB于2020年2月份发布的《世界贸易监测》绘制，其中固定基数2010=100 且数据剔除了季节因素影响。 

2.我国GDP增速下降至1991年以来最低值

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祸福相依、紧密相连，在世界范围内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也深受影响。事实上，自2010年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便呈下滑趋势。虽然2019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1万美元大关（人均GDP为70892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0276美元），但是按可比价格计算，同年中国经济的增速较上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2019年同比实际增长6.1%，2018年为6.6%），为中国自1991年以来的最低增速[6]，详见图4。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国际社会对中国2020年的经济发展普遍持乐观看好态度。但是由于受到疫情的严重冲击，国际机构普遍下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虽然2019年中国GDP增速相比于此前有所放缓，但是6.1%的增长实际上仍高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而且基本上符合中国政府设置的预期目标。

然而2020年1季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206504亿元，环比下降9.8%，同比下降6.8%，三大产业“无一幸免”，均出现大幅度下降，分别同比下降3.2%、9.6%、5.2%，详见图5。此次增速下跌，是自1992年开始GDP季度核算以来的最低速度，在中国近几十年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实属罕见，也让同样深受疫情冲击的世界其他经济体忧心忡忡。如何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严峻考验，在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大环境下有效处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必将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其他经济体需要共同深思的问题。

中国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同样存在较为稳定的正相关关系。虽然自2000年以来，中国进出口总额不断攀升，但如图6所示，实际上2011—2019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增速有所放缓，这与同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相一致。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再创新高，达到31.5万亿元，其中出口总额17.2万亿元，进口总额为14.3万亿元。这样的数字毫无疑问显示出我国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

但另一方面从图7可以看出，2019年全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里，我国进出口总额同比出现负增长，其背后不乏世界经济衰退、贸易保护主义加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等原因。而伴随着全球疫情的大流行，世界范围内经济活动剧烈收缩，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货物贸易总量有所下降，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6.4%，我国外贸发展想要“更上一层楼”依旧面临着较大的挑战。

3.供需两端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疫情冲击下，2020年一季度我国供需两端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与经济运行走向相匹配，详见图8和图9。其中，供给侧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呈现出非常明显的“V”字型发展态势，2月份三项指数均出现低谷，非制造业PMI和综合PMI均低于30，与荣枯分水线50更是相距甚远，这也与2月份全面“抗疫”、百业萧条、经济萎缩相吻合。3—4月份指数有所回升，4月份综合PMI指数恢复到2019年年底水平，显示出我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生产生活秩序有所恢复，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持续改善。

需求侧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的发展同样也呈现出小“V”走势，2月份消费者预期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和消费者满意指数均是自2019年6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尚未触及中值100，表明疫情冲击下，消费者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前景、收入水平、收入预期以及消费心理状态与之前相比乐观程度有所下降，但是并未因此感到非常悲观。3月份需求侧3项指数出现回升，消费者预期指数、信心指数和满意指数环比分别增长3.3%、2.78%和2.08%[7]，可能与经济回暖、宏观经济形势好转有关。 

4.三驾马车整体乏力，但消费可能是目前拉动经济的最有效选择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一季度我国“三驾马车”的整体动力不足，三大需求均出现大幅下降，详见图10。其中，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78580亿元，同比下降19.0%；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达84145亿元，同比下降16.1%；出口总额共计33363亿元，下降11.4%。而三大需求增长的乏力也进一步带动国民经济出现负增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季度数据显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分别拉动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4%、1.4%和1%。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消费对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拉动作用。事实上，一季度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4.1%，比投资和出口加起来的贡献率还要高28.2个百分点。

近年来，在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外部需求波动不定的情况下，货物及服务的净出口的扩张之路步履维艰。而投资除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下降外，还面临着转化为产能并进一步刺激需求的传导机制和速度问题。与之对比，“三驾马车”中的消费已成为助力国内经济平稳运行的中流砥柱，也可能是目前拉动经济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选择。自2014年起，消费在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上便一马当先，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6%，每年拉动GDP的增长不低于4个百分点，已连续六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详见图11和图12。

短时间内，如何稳定并扩大内需、释放国内市场的需求，必将是打赢这场防疫攻坚战、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关键。长远来看，中国消费前景依旧广阔，市场规模非常巨大，未来我国以发展内部需求为重点、以消费拉动经济发展为主的趋势将更加明显，并且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增长的可持续性也将进一步提高。

5.收入和消费支出下降，需要额外刺激来拉动消费

可支配收入是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如图13所示，近年来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也带动了消费支出的不断增长。截至2019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30733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9%，与之对应人均消费支出也达到21559元，同比名义增长8.5%。2019年中国居民人均收支相比2013年的数据，已分别增加了12423元和8339元，可见几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呈现蓬勃发展状态。

疫情期间，居民收支有压力，总体消费受到抑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和蔓延中断了经济蓬勃发展的势头，其间中国大部分人处于居家“抗疫”状态，收入急剧减少甚至没有任何收入。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在收入不稳定甚至没有的情况下，城乡居民会普遍降低消费支出。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疫情冲击下，2020年一季度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561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3.9%，而人均消费支出为5082元，同比名义下降8.2%，实际下降12.5%。其中，城乡消费均受冲击。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691元，比上年同期实际下降3.9%，人均消费支出仅6478元，实际下降13.5%；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降至4641元，同比实际下降4.7个百分点，人均消费支出3334元，实际下降10.7%，详见图14。

在经济停摆、各行业发展不景气的情况下，收入的增长也存在极多不确定性，如何“开源”寻找额外刺激来提振消费，是目前急需思考并解决的问题。

6.网上消费上涨，因此要借助网络平台的力量来刺激消费

近年来，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中国网民数量逐年递增，线上消费规模日益扩大，与之存在一定互补关系的快递行业也实现快速增长。相比于2014年，2018年中国互联网上网人数增加了近1.8亿人，已达约8.3亿。网民数量的增加，也带来更为广阔的线上消费市场，中国网上零售总额也从2014年的27898亿元发展至2018年的90065亿元，翻了3.2倍。与此同时，实物类商品网上零售额也在2018年增至70198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8.4%，2019年更是达到了85239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也比上年提高2.3个百分点，实物类商品网上零售额的增加也体现出线上消费对实体经济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详见图15。此外，快递行业发展一日千里，2018年快递量高达507.1亿件，其背后也离不开网上消费的辐射作用，详见图16。

在百业待兴、消费整体萎缩的背景下，以网络消费等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新动能，在这次疫情中依旧显现出强劲的生命力。2020年一季度，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8536亿元，同比增长5.9%，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高达23.6%，同比增长5.4个百分点。可见，进一步借助网络平台的力量，激活民众被疫情抑制的消费需求，将不失为扩大内需、战胜疫情的快捷通道。

7.公共消费只能“适当增加”，需要更多依靠刺激居民消费来拉动经济

2020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扩大居民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这是继4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后再次提出“适当增加公共消费”这一举措。

公共消费指的是政府购买商品或服务来满足公众对于国防、教育、社保、公共卫生等公共物品的需求。我们认为，发放消费券刺激居民消费的方式虽然是公共财政支出或补贴，但不是公共消费，因为并不是满足社会民众对公共物品与服务的需求。

必须注意的是，公共消费拉动经济，一定要以满足社会民众对公共物品与服务的需求为首要前提，不能仅为拉动经济，就盲目采购。因此，公共消费拉动经济有其局限性，只能“合理增加”和“适当增加”，相比较而言，通过发放消费券来刺激居民消费的施策空间更为广阔，更为有效。

二、消费券撬动宏观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分析

在全球经济增长下滑，中国经济受到疫情严重冲击，“三驾马车”整体乏力的宏观背景下，消费仍然是目前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是同时也需要额外的刺激来激发消费的活力。因此，各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国务院统筹联防联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号召，纷纷通过实施消费券政策，刺激经济回暖复苏。

1.消费券的经济学原理

消费券是对商品或者服务的支付凭证，在限定的消费领域内具有准货币的功能。根据发放主体的不同，可以将消费券分为商业性消费券和政策性消费区，其中前者是指商业企业的一种营销策略，后者则是指政府部门采取的一种消费刺激措施（张莹，赵建，2011）[8]。本文所研究的消费券是指政策性消费券，本质上是财政补贴的一种形式，同时兼具刺激消费和社会救济的双重作用。

政策性消费券最早出现于美国“大萧条”时期的食品券计划，政府规定家庭收入低于300美元的家庭，每月可用83美元换购面值153美元的食品券。世界上首次大规模实施消费券政策的国家是日本。面对1999年的经济危机，日本政府认为消费券在刺激消费方面相对于减税措施更有优势，于是向非劳动年龄（15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口每人发放两万日元（约200美元）的消费券，用于摆脱经济困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澳大利亚、泰国和我国的成都、杭州、南京和台湾等地区，也都通过发放不同规模和不同形式的消费券来刺激经济复苏。

消费券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基本经济学原理主要包括凯恩斯乘数理论和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消费理论。

根据凯恩斯乘数理论，政府支出的增加将引起国民收入的成倍扩张，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在经济学中，这个倍数即为乘数，与边际消费倾向之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边际消费倾向越大，乘数效应就越大。在经济衰退或萧条时期，政府通过发放消费券，刺激居民的消费支出，从而引起边际消费倾向的扩大，进一步放大政府发放消费券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根据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消费理论，理性消费者会根据持久收入做出生命周期内消费最大化的决策，收入的临时增加将被平均分配到一生的生命周期中。因此，消费者在将消费券消费完后，会将之前消费计划中的收入支出转化为储蓄，或者在二级市场上将消费券兑换成现金并储蓄起来，从而对原有消费产生“消费替代”或“消费挤出效应”（杨继瑞，2009）[9]。因此，消费券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理论上的争议。从乘数效应角度来看，消费券将成倍地拉动经济增长；而根据消费理论，消费券对扩大消费和拉动经济的作用有限（叶建华，2009）[10]。

虽然消费券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典经济理论中存在一定的争议，但越来越多的文献表明，普惠型消费券具有与大规模税收返还相似的功能（蒋奕，郑筱婷，2016[11]），是一种比政府直接购买更有利的政策工具（张旭昆，姚蕾，2010[12]），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大于挤出效应，能够在短期内显著推动总需求扩张和拉动经济增长。

很多理论研究成果甚至否认消费券存在挤出效应。张莹与赵建（2011）[13]指出所谓的消费替代或挤出效应涉及到财富的跨期分配与消费的跨期选择，即使消费者更加偏好储蓄或未来消费，那么在二级市场上折价出售消费券以换取流动性时，也会遭到“储蓄惩罚”并使得未来消费品的价格上升，从而迫使消费者增加当期消费而减少未来消费。而且，消费券对促进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具有更大的作用（蒋奕，郑筱婷，2016）[14]。更进一步地，考虑到当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仍不完善，实施消费券计划直接作用于市场消费环节是应对经济衰退和萧条的有力措施，能够有效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社会就业（罗凯，王弟海，2010）[15]。

在实证研究方面，学者们发现更多支持消费券对刺激消费扩张和经济增长的证据。Hsieh et al（2010）[16]评估了日本1999年消费券项目的政策效应，发现消费券计划增加了居民对半耐用品的消费支出，边际消费倾向在0.1—0.2之间，但是对非耐用品和服务的支出则没有影响；而且在消费券用完或赎回后，消费支出也没有反向减少。对2009年台湾消费券计划的政策评估结果也证实，消费者对消费券具有较大的反应，消费券的作用与税收返还相当，而且比减少所得税预扣更加有效，边际消费倾向约为0.24（Kan et al，2017）[17]。此外，对杭州2009年消费券的绩效研究结果也表明，杭州消费券的乘数效应在5倍以上，边际消费倾向约为0.8，远高于日本和台湾的水平（史文君，2010）[18]。

经济学研究还发现，消费券对消费和增长的作用在不同时期内是不一致的，即消费券仅在短期内具有刺激消费和促进增长的作用。长期来看，一是在政府财政方面，将加重财政负担，挤出政府购买；二是在价格水平方面，将导致物价上涨，埋下通货膨胀的隐患（张旭昆，姚蕾，2010[19]；罗凯，王弟海，2010）；三是在社会福利方面，还有可能通过影响微观层面的效率目标，导致整体社会福利水平的降低（张莹，赵建，2011）。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对消费券的作用做出基本判断：消费券对刺激消费和促进增长的作用虽然仅在短期内有效，但却是当前性价比最高的拉动经济方式，如果应用得当，将可能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奇效。

2.数字时代的中国消费券政策实践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就曾建议，美国和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利用发放消费券的方式来刺激消费需求，从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并尽快摆脱危机（蒙代尔，2009）[20]。中国首次发放消费券的政策实践也在2008年时由成都市率先开展，发放对象为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和优抚对象等低收入团体。随后广东、杭州、南京、湖州、常州等省市也纷纷把发放各种类型的消费券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新策略，以应对经济增长的急速下滑。

居民消费能力受疫情影响短期内有所下降，但我国消费市场超大规模优势和拥有全球最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事实没有改变，需求潜力依然十分强劲，居民消费意愿并未实质性降低，消费需求只是被暂时性抑制。因此，消费需要扩容提质，需要一个有力的刺激和引导来激活一池春水。

消费券计划就是一项能够在短期内对消费和经济产生强烈刺激的政策措施。消费券通过推动居民的预算约束曲线向右移动，短期增加社会总需求和有效需求，并通过乘数效应拉动更大规模的消费与投资，吸引商家和企业纷纷推出个性化的让利促销活动，以及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复苏，推动企业扩大生产和投资，从而实现良性循环和撬动经济增长。

不同以往的是，此次各地政府纷纷与微信支付、美团支付、支付宝、银联云闪付等大型互联网平台合作来发放电子消费券。这种发放模式，不仅在表面上使消费券由纸质转变为电子，而且因数字技术的融入使政府公共政策绩效得到进一步提高。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通过网站发放的消费券效用值明显高于现场发放或邮寄的纸质消费券（汪侠等，2012）。首先，经过20年消费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以及近几年来产业互联网的应用推广，互联网平台积累了海量的消费者与企业用户，利用互联网平台发放电子消费券，可以充分发挥规模效应，扩大消费券的发放规模，提高发放效率。其次，互联网平台上还积累了海量的消费场景，可以借助数字化手段和平台和大数据的力量，更加精准高效地发放消费券，进一步放大乘数效应并刺激消费。再次，由于电子消费券发放、抵扣和核销的整个过程都可控、可追溯、可评估，因此可以更加科学地精准施策和进行政策效应评估。最后，通过互联网平台发放消费券，可以充分利用区块链技术提高消费券的防伪水平，利用智能技术对消费券进行自动核销从而降低核算与回收成本，利用安全技术对抗黑色产业的技术攻击从而提高系统安全水平。

目前有直抵和满减等形式电子消费券，其中直抵消费券是指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可以按照一定的折扣直接抵消部分商品费用，满减消费券则是指消费者的消费金额达到一定门槛时抵消部分商品费用。消费券的领取与使用流程如图17所示，政府通过与互联网平台达成合作，委托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平台代为发放电子消费券，互联网平台在商业银行中开立专门账户，然后在消费者和商家获取信息进行申领后以抽奖或筛选等方式向消费者和商家发放电子消费券。消费者和商家分别领取消费券后，消费者在消费时可以用消费券抵扣部分费用支出，银行向商家支付抵扣的费用，然后平台对使用过的消费券进行自动核销，对到期未使用的进行自动回收。本轮消费券发放，堪称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数字经济时代作为公共政策的首次大规模实践（车宁，2020）。具体而言，呈现出如下五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图17  消费券的领取与使用流程 

来源：腾讯研究院

第一，在发放规模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根据商务部初步统计数据，在疫情发生以来，有28个省市、170多个地市统筹地方政府和社会资金，累计发放消费券达到190多亿元（商务部，2020）[21]。虽然大多数省份均已实施消费券激励计划，但是如图18所示，各省之间的消费券发放规模并不一致。消费券发放规模较大的省份主要分布在东部—东南沿海一带以及四川、陕西、河南、安徽等中部省份。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湖北省的消费券发放规模仍有待进一步提高。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5月11日，发放规模最大的省份是浙江省，浙江省已发放35亿元各类消费券；其次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已累计向超过600万人次发放面值268元的暖心卡消费券；再次是广东省，也已发放10.2亿元规模的消费券；而黑龙江省和西藏自治区则尚未实施消费券政策。

图18  消费券发放规模的省级分布 

来源：腾讯研究院

第二，在发放程度方面，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如果用人均消费券金额表示消费券发放程度，人均消费券金额越大则表明发放程度越高。如图19和图20所示，分别考察了29个省份与143个城市的消费券发放程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以2019年人均GDP衡量，暂时缺失数据以2018年数据替代。根据图中结果，无论在省级还是城市层面，消费券发放力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方，发放力度越大。

第三，在行业分布方面，主要集中在餐饮、文旅、零售等领域。根据消费券的使用范围，可以将其分为通用型消费券和定向型消费券，前者通常不限定使用的行业领域，后者则通常限定在部分特定行业内使用。我们统计了发放消费券的9个省份和184个城市的消费券类型，结果如图21所示，在所有发放消费券的省份和城市中，约有30%的省份和城市还选择通过发放通用型消费券来刺激消费扩张，约有60%的地方政府选择发放餐饮消费券，餐饮行业是此次消费券政策最重视的行业领域，其次是文旅和零售，约有40%的省份和城市也选择了发放此类消费券；但是在其他行业，如汽车、时尚、娱乐、电子等领域，目前选择发放此类消费券的省份和城市仍然较少。 

第四，在消费者感知方面，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地理上的差异性。如图22所示，根据以“消费券”为关键词在百度指数上的检索结果，截至到2020年5月10日，对消费券感知程度较高的省份只有广东和浙江两省，处于第一梯队。居于第二梯队的省份主要包括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四川、湖北等7个省份，而福建、河北、天津、湖南等22个省份则处于消费者感知程度的第三梯队。这一分布特征与上图18中的发放规模的分布特征基本一致。除发放规模的因素之外，导致消费者感知区域差异的原因可能还在于消费券发放和宣传的不协调，大多数省份的消费者无法及时获知消费券发放与使用的全面信息。而大部分省份的消费者对消费券的感知不强烈，部分消费者会错过消费券的申领，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消费券刺激消费需求扩张的作用，使消费券政策无法达到合意的效果。 

图22  各省份“消费券”搜索频率 

来源：百度指数 腾讯研究院

第五，在政策效果方面，消费券起到了消费扩容提质的作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20）[22]发布报告指出，发放消费券行业比未发放消费券行业恢复快。在 3-4 月间，发放消费券行业支付笔数反弹幅度是未发放行业的 3.11 倍，发放消费券行业支付金额反弹幅度是未受发放行业的 5.15 倍。发券地区消费券支持行业比未发券地区同行业业务恢复快。消费券总支付笔数比未发券地区高出4个百分点，根据消费券支持行业在全行业支付笔数的比重，可以推算出在发放消费券后一个月内，消费券地区受支持行业的支付笔数比未发放地区同行业高约 25%。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2020）[23]同样发现，政府1 元钱的消费补贴能够带来平均 3.5 元以上的新增消费，即杭州的实践显示边际消费倾向在3.5以上，显著高于国外发放消费券所发现的 0.15—0.40 的边际消费倾向。

三、消费券发放的公共政策思考与优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消费券具有拉动经济和社会救济的双重价值，能够在短期内有效刺激消费扩张、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对中国消费券政策实践的分析也表明，目前仍然在发放规模、对象选择、方法机制等方面存在改进空间，需要在发放方案、管理机制等方面进一步优化。

第一，进一步扩大发放范围和力度

目前，我国消费券发放的规模和力度仍然不够。首先，在全国293个地级市中发放消费券的城市只有170多个，占全部城市数量的58.02%。其次，除深圳、杭州等少数城市在县级层面发放消费券外，绝大多数县级政府尚未开展消费券项目计划。最后，消费券发放规模虽然已达到190亿元，但是仅占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02%，占最终消费支出规模的0.03%，可能难以达到有效拉动宏观经济全面复苏的门槛。因此，需要进一步扩大消费券的发放范围和力度。

（1）拓宽发放消费券的城市数量。继续在东部沿海、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等受疫情影响严重的省份加大消费券发放力度，充分调动省、市、县（区）三级政府的积极性，进一步拓宽资金来源，使消费券更多地进入下沉市场[24]。

（2）提高消费券的折扣力度。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消费券效用同其面值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当消费券面值占消费支出的比例超过10%时，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提升将比占比低于10%时最高提高2.06倍（汪侠等，2012）[25]。这意味着，将消费券的满减或折扣力度提高到消费支出额度的10%以上，降低消费券的使用门槛，多渠道多场景发放消费券，能够更加有效地刺激消费和拉动经济。

（3）强化费者对消费券的感知程度。根据百度指数结果，“消费券怎么领”是消费者普遍关注的三大问题之一，并且仍处于持续上升的态势。这表明消费者并不十分清楚消费券的申领流程，可能会减少消费券的申领基数，并妨碍消费券乘数效应的有效发挥。因此，需要通过多种网络渠道，加大对消费券的宣传推广力度，提高消费者对消费券的感知程度。

（4）在实施消费券政策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合理有序、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由于受到疫情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失衡现象严重，2020年一季度，地方财政收入24827亿元，同比下降12.3%，财政支出19555亿元，同比增长5.2%（财政部，2020）[26]。在财政实力比较好的地区，通过发放消费券拉动经济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但是在财政实力弱的地区，还需要在刺激经济与财政赤字之间做出权衡。

第二，加强优化消费券发放对象的选择

（1）向低收入群体发放更大规模的消费券。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消费券属于“意外之财”，虽然难以改变消费者的长期收入预期，但对低收入群体的“财富效应”更为明显。由于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高收入群体更高，消费券的“财富效应”拉动消费的效果更明显，同时可以将“挤出效应”降到最低。2018年我国低收入户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占高收入户居民的9.12%[27]，根据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向低收入群体倾斜，不仅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平，而且有助于社会总福利的提升，在疫情后的特殊时期这一意义尤为明显。

（2）依据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差异发放不同类型的消费券。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年龄是消费结构的关键决定因素，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结构之间存在稳健的关联关系，年轻群体在文化娱乐和服装等方面支出较高，中年群体则在家庭日常消费、交通和通信等方面支出较高（茅锐，徐建炜，2014[28]；王诗雨，倪敏，2019[29]）。因此，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向不同年龄群体的消费者发放不同类型的消费券，如向年轻群体发放文化娱乐、服装餐饮、影视游戏等类型的消费券，向中年群体发放食品、家电、家政、交通、通信等类型的消费券，向老年群体发放医疗保健等类型的消费券，从而更大地激发不同群体的消费潜力。

第三，不断优化消费券适用行业领域的选择

消费券乘数效应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选定的行业领域。如果用于生产周期长且收入需求弹性小的产品，或者用于产业链比较短的服务业，消费券很有可能对私人消费产生消费替代或消费挤出效应，短期内难以实现预期的乘数效应；只有消费在产业链较长且生产周期相对较短的产品行业，加快企业的现金回流和产能调整，促使企业加速进入下一轮的扩大再生产，乘数效应就能会在短期显现（叶建华，2009）[30]。

因此，消费券的发放需要尽可能选择消费弹性高、产业链带动作用强、横向关联多的行业领域。从目前发放消费券的实际效果来看，食品、餐饮、零售、美妆、饰品、休闲等行业市场拉动效应明显。从产业链角度来看，汽车、通信、计算机、家电等行业领域位于产业链的下游位置，产业链条较长，与多个行业部门之间存在密切的上下游和横向关联关系，增加对这些行业领域的消费券发放，不仅可以有效促进这些行业的发展，还能够通过行业间的产业关联和溢出效应，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将消费券的乘数效应进一步放大。

第四，发放机制上需要不断优化

（1）加强优化消费券发放的政企合作模式。根据对消费券的实证研究结果，政企合作发放的消费券效用评价值最高，其次是政府单独发放，企业单独发放的效用评价值最低（汪侠等，2012）[31]。因此，地方政府在后续消费券发放过程中，建议由省级政府统筹，加强与平台企业的合作，利用互联网平台技术对不同群体、区域和细分行业的精准发放，提高消费券的使用效率。

（2）引入多家平台发放，强化竞争和互补效应。上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20）的报告显示，是多平台发放的交易笔数增加比单平台发放要更多。虽然由于数据量限制，这还只是一个初步的统计结论，但这个结论是符合行业基本经验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不仅在需求侧积累的海量顾客和消费场景，在供给侧也逐渐覆盖了广泛的生产企业与生产场景，多平台发放可以形成竞争和互补效应，触达更多的居民和覆盖更广泛的商户。因此，各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引进多平台平行发放，强化平台之间的公平竞争机制。

（3）保持对核销率等指标的实时监测，在消费券的发放额在不同平台间进行动态调整。可以重点借鉴武汉模式，政府通过分批次的方式在微信支付、支付宝和美团支付三家平台发放总计5亿的消费券，面值从10元至80元不等。第一批先拿出将近一半金额发放，在三家平台均分，核销情况良好的平台后续将可以获得更大比例的金额。互联网企业在刺激消费方面具有比传统企业更强的优势，正如微信支付政府合作中心总经理辛建华所言，通过微信支付实现消费券自动核销，借助微信支付在餐饮、零售、娱乐、出行、政务民生等行业的海量商家资源，可以切实保证消费复苏方案的广泛影响力和强大普惠效应。

第五，进一步建立长效机制，促进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

（1）深入研究建立数字消费券发放与管理的长效机制。在国际上，起源于美国1929年大萧条时期食品券计划的“补充营养协助计划”（SNAP）已经成为美国应对经济衰退和萧条的自动稳定器，具有显著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衰退的加剧，符合食品券或消费券申领条件并进行申请的人数逐渐增加，促进消费支出与经济产出的增长，使逆周期政策调控力度逐渐增强，防止经济进一步走向萧条；在经济逐渐复苏后，符合食品券或消费券申领条件并进行申请的人数逐渐增加，消费券政策逐渐退出，避免因需求暴涨刺激经济过热。当前，数字技术的发展有效地提高了消费券发放、使用、核销、回收与管理的技术效率，使其更具有技术可行性。我国可以借鉴这种SNAP模式，通过发放数字消费券，建立应对经济衰退和萧条的自动稳定机制。

（2）以消费券为契机促进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通过消费券的发放和使用，平台能够更好地培育居民的数字化消费习惯，并留存在公众号和小程序中，从而助力传统商家的数字化转型。正是基于这一考虑，2020年5月13日腾讯宣布启动“数字方舟”计划，从降低成本、引流拓客、设立专项基金、技术开源等方面支持中小微企业转型，面向中小微商家提供C2B的引流拓客服务和数字化工具，联合300万生态企业，免费为线下餐饮商户提供小程序外卖与预点单业务系统和运营指导。这是腾讯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倡议》的重要举措。

（3）将消费券与精准扶贫进行有效结合。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通过利用数字技术将消费券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进行有效结合，一方面推动贫困地区的数字化转型与普惠式发展，帮助贫困地区的农副产品提升销量、扩大市场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发放消费券，提高贫困人口的消费水平与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