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考验着我国的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能力，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提出了新的挑战。与2003年的SARS疫情相比而言，此次疫情期间最大的一个变化，可能就是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在疫情防控与经济回稳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价值，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观察数字经济、反思数字技术的机会。

从经济理论的视角来看，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为何能发挥这些作用？数字技术如何与公共管理体制更好地契合？在此次疫情的极端冲击下，中国的数字化进程能否按下快进键？基于这些问题，腾讯研究院本期“企鹅经济学·会客厅”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和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团队，围绕“疫情下的数字经济”这个主题举办了一场线上讨论。

嘉宾观点的摘要版已由“财经”发布。此处发布的完整版观点分成两部分，本文为上篇“疫情冲击下的边界思考，数字化进程能否按下快进键？”，下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数字技术如何与社会治理更好契合？”将跟进发布。

【会客嘉宾】
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教授
于 泽：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李三希：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彭丽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程 华：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乔 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主持人】
吴绪亮：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顾问

刘守英：数字经济并非独立于整个经济系统，而是整个经济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无法将经济系统截然划分为传统经济和数字经济两部分。数字经济只有能帮助整个经济系统重新组合生产要素、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效率的商业形态，才能更好地成长起来。此次疫情期间成长起来的数字经济新商业模式，哪些是昙花一现，哪些能乘势发展壮大，就要通过这一点来判断。

于 泽：疫情是一种极端的冲击，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在边界上的思考。此次疫情会使得哪些数字经济产业爆发？我认为，这次不是对消费端产业大利好，而是对企业端的数字产品和数字技术的利好，可以说这次疫情会促成数字管理元年。

李三希：数字技术的重要功能就是赋能于社会主体，但是技术的采用，必须要有合适的组织形式与思维方式与之相适应。经过这次疫情，我们未来一定要建立与数字经济技术兼容相匹配的治理模式，让改革变得更向下、更具包容性。

彭丽红：数字经济的发展在疫情防控中呈现出了新亮点：平台企业发挥了特殊的社会组织功能、数字技术促进服务疫情新需求、“宅”生活体现了数字经济价值和韧性。疫情防控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反映出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亟需深化，特别是应对突发疫情的整体协同性有待加强。

程 华：数字经济自下而上的包容性特征提高了疫情防控的广度和深度，数字平台的多边生态化特征赋予了疫情防控更快更强的动员能力，数字技术快速响应的敏捷性特征提高了疫情防控措施的动态适应性，疫情防控的“战时响应”产生了打破锁定和拖累的外部冲击，会成为促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契机。

乔 雪：政府的应急治理机制在组织设计和决策机制上要有所调整。突发公共卫生管理需要解决不确定情形下的管理者决策难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把决策的后果和个人声誉脱钩可能是一个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可以用小组集体决策替代个人决策，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单个管理者过度保守延误早期防控的问题。

主持人：新冠疫情爆发后，很多人将其与2003年的SARS疫情进行比较。从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的角度来看，这次疫情防控与2003年有何差异？

刘守英：这次疫情实际上是一个外生冲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难得的观察数字经济的机会。如果没有这次外生冲击，数字经济的很多形态我们很难看的太清楚，其价值评价也不够客观。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将数字经济的真实面貌很好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比如，与2003年的SARS疫情时期相比，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我们的经济运行与社会治理在哪些方面有改进，哪些方面还原地不动，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和好好梳理。

与2003年相比，此次疫情爆发以来，信息在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的传递表现出明显的不同。2003年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系统的信息传递更多呈现的是自上而下、中心化、选择性和封闭性特征。此后，经济和社会系统的信息传递越来越呈现出自下而上、去中心化、多元化和开放性的特征，这些巨大变化背后很重要的一个推动力量就是数字技术。实际上，这次疫情从一开始的被发现和引起广泛关注，再到其后的各方力量协同抗疫，我们都可以深刻感受到数字技术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数字技术在支撑非常时期的社会力量动员、民生报障、信息和指令传递方面均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说，数字技术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已经成了举国体制和“战时体制”非常有益的补充。比如，此次疫情中，我个人通过微信朋友圈发起的湖北募捐，在短短一个小时就筹集到100万元的救援资金并迅速使用到灾区，这在SARS时期是难以想象的。

彭丽红：与2003年的SARS疫情相比，此次疫情防控由于数字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出许多新亮点：

其一，平台企业发挥了特殊的社会组织功能。疫情防控中平台经济表现出了高效配置资源的作用。一方面，平台企业积极组织人力物力，保障战时民生所需商品的市场供应，全球采买各类急需医疗防护用品，通过企业快捷物流体系向疫区输送防疫物资，在践行社会责任中展现出数字经济的精准高效。另一方面，平台企业还发挥着特殊的社会组织功能，比如京东依托自身公益平台及时发起募捐，为疫区购买输送急需物资，发挥了极强的动员和组织功能，体现出平台企业直接联系各类人群的广泛性和持续性。

其二，数字技术促进服务疫情新需求。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各类数字技术服务大众新需求。例如，针对疫情运用大数据平台，实时在线更新疫情信息，服务公众需求，如丁香医生，清博大数据跟踪舆情，对接防护资源供求，通过雷火求助快线，帮助求助患者快速就医，腾讯、百度、一点资讯均上线了辟谣专区。数字技术应用显现出很强的向下连接终端的灵活性，成为现实社会自上而下层级治理的有效补充。

其三，“宅”生活体现了数字经济价值和韧性。人们足不出户开启线上消费生活。新用户、新需求带来线上线下服务的新商机，“无接触”的“宅”生活进一步促进了社交电商、物流快递等以新的服务方式拓展。在零边际成本和规模经济效应基础上，数字经济供给侧在疫情中体现较强的以变应变的适应性，也体现和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韧性。

主持人：此次疫情冲击是否会成为加速中国数字化进程的新契机？疫情过后，哪些激增的用户和兴起的商业模式能够回归商业本质，真正得以存活下来并发展壮大？

程 华：许多研究证明，转换成本和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旧技术对新技术的应用形成拖累，减缓技术进步的速度。产业互联网的发展缓慢、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艰难，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个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疫情防控的“战时响应”特点，产生了打破锁定和拖累的外部冲击，会成为促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契机。

首先，疫情带动了消费者学习、企业管理方式调整和政府部门决策机制的变化，这是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相关主体迟早要面对的学习成本和转换成本。疫情防控的需求，减少了市场转换的迟滞和观望，相关主体不得不迅速借助新型数字手段来完成相应的任务。

其次，推动一些行业快速触达临界规模，提早进入爆发式增长的盈利阶段。远程办公、线上教育、在线医疗等是数字经济未来非常明确的发展方向，但多数平台目前处在“用户规模小导致盈利水平低、盈利水平低导致用户拓展困难”的网络效应负反馈的阶段，疫情爆发的特殊环境下，迫使大量用户进入平台，这可能成为行业发展达到“触点”的有力冲击。

最后，克服传统IT系统建设的沉没成本的拖累，加速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型IT基础设施的应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在信息化建设方面投入巨大，但这些原有的IT构架很难向云端迁移，原有数据结构、运维人员也无法适配云模式。就像美国的各大移动服务运营商在没有充分收割4G投入的利润回报之前，缺乏新一代移动通讯技术研发的动力从而造成5G的落后一样，许多历史长、规模大的国内企业不能直面新技术发展带来的原有IT资产的无形折旧和组织机构调整带来的阵痛，这制约着中国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而疫情应对则一方面检验和改善了目前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状况，另一方面也创造了让社会各方感受数字技术力量的特殊机会，增加了加速数字化转型的紧迫感。

于 泽：从目前疫情期间数字经济的发展来看，数字经济更多是和传统产业互补，并不能构成替代。就以在线教育为例，现在全面直播，教师变主播是非常态。线上教育是完全不同于线下教育的，无论是内容讲授方式、师生互动、教学质量反馈等等都不同。当前的现象是暂时的，未来还是需要线上线下结合，找到更好的盈利模式。

此次疫情会使得哪些数字经济产业爆发？我认为，这次不是对消费端产业大利好，而是对企业端的数字产品和数字技术的利好，可以说这次疫情会促成数字管理元年。

诚然在假期看到了多款游戏的爆发，但这些是暂时的，疫情结束后，消费端数字化已经基本饱和。智能手机增速下降，手机中APP的数量下滑，每个APP的粘度下降都基本意味着消费端的规模红利消失，渠道下沉已经基本完成。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互联网企业未来发展需要依靠精细化管理，而不是市场规模扩大。要更多依靠数据流驱动业务，提高效率降成本。此次疫情正好是一个契机，每次宏观经济波动都是微观企业调整模式的好时机。

这里说的企业端数字技术不是简单地在线办公，而是业务的数字化、流程数字化、产业链和人力资源管理等数字化。在线办公目前还不到爆发期。因为我们的工作时间是以业务流为核心的，不是个人能安排的。而家庭时间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这二者具有很大的冲突性。一旦冲突发生，人们恢复到工作需要较长的调整。共享办公也存在这种冲突，导致出现问题。

程 华：疫情中迅速发展的互联网业务，如远程办公、在线医疗等，仍然具有平台中介、双边市场的特征。市场恢复正常以后，这些商业模式会出现分化。一些业务借助疫情冲击，平台成功解决“鸡蛋相生”的用户规模构建难题后，通过提供丰富的附加服务、构造闭环流程可以成功留住客户；但另一些业务，由于天生具有线下属性，需求差异性强、供给方标准化难度大，平台则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客户粘性。在我看来，远程办公和线上医疗在目前的技术成熟度下，可能分别属于前者和后者。具体来讲，理由如下：

远程办公的核心互动是是信息的交流，讨论、开会、资料共享、分工合作、指令传达等各类活动都可以在线上实时完成，同时视频音频信息传输、虚拟现实等技术的成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重构现场办公的环境，同时在减少办公空间租金、员工通勤时间等方面又具有很强的优点。因此，我认为，以这次疫情触发的被动线上办公为契机，可以催生出一个庞大的远程办公的产业互联网商业模式。

但在线医疗不同，看病就诊过程中的检查化验、打针手术等环节只能在线下完成，线上服务无法形成闭环，就医过程的核心互动行为的发生并不通过平台进行，因此患者不具有对平台的依赖性。同时，求医问药是极具个体差异和动态变化的异质性需求，在线医疗平台上基于用户数量的跨边网络效应并不强。因此疫情发生所带来的双边用户增加，不过是患者被动的远程就医，以及医生无法正常从业而暂时来到线上，这样的用户基础是不牢靠的。此外，好的医生没时间提供线上服务，有时间上网的医生缺乏线下病人，这一逆选择问题始终是国内互联网医疗平台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这一逻辑并不会因为疫情的出现而改变。

主持人：最近媒体报道都强调了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在疫情防控及经济回稳中发挥了独特价值。从经济学机理的视角来考察，为什么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能够发挥这样一种独特价值？

于 泽：分析数字经济能在疫情应对中发挥什么作用，首先要理清数字经济的特征，然后才能更好地借助数字经济的特征去应对疫情。

数字经济是一个新事物，是信息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信息经济的第一阶段是计算机的诞生。伴随着计算机的诞生，海量数据就已经出现。但是，这不是数字经济，一方面是信息存储方式不同，另一方面数据的实时性和可处理性都较差。

信息经济的第二阶段是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此时数据量已经以几何级数增长。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全面改变了人们的组织方式，网络世界成为了与现实世界并行的空间。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交叉，全面介入了现实世界的社会组织过程。信息经济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数字经济，伴随着数据处理能力、数据通信能力和数据存储能力提升，信息全面以数字化方式呈现。

数字经济是信息经济的第三个阶段，就决定了数字经济有信息经济的一般特征，也有特殊性。数字经济打破了管道型信息，更加体现平台（社群）性和交互性，这就产生数字经济的三种形式：数字商品，数字要素和数字技术。在此次疫情中，这些都为对抗疫情做出了贡献。最有意义的当属数字技术，通过数字定位密切接触人群，预测未来疫情发展等等。

程 华：疫情防控的时效性和全员动员的要求与数字经济的内在特质有很强的契合性，因此数字经济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首先，数字经济自下而上的包容性特征提高了疫情防控的广度和深度。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从传统的中心外围网络向完全连接网络转型，P2P连接更加广泛。中心网络结构下，重灾区、重点医院、关注度高的人群可以得到更广的信息扩散和关注度，从而得到更多的救助。P2P完全连接网络下，每一个节点拥有平等的机会，信息扩散更加充分，救助可以更加精准、路径更短。

此次疫情涉及的人群数量多和地域范围广，数字经济所构造的庞大用户网络、自媒体网络、民间互助网络的存在提高了信息汇总的全面性和非中心区域人群救助的及时性。和金融科技发展提高了金融的普惠性、互联网平台的出现降低了个体创业就业的门槛一样，数字经济的包容性特征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其次，数字平台的多边生态化特征赋予了疫情防控更快更强的动员能力。成功的数字平台都构建了数量众多、功能互补的多类型用户网络，平台本身作为中心化的节点，承担着连接、中介、赋能、管理等重要职责。他们共同构成的平台生态，既区别于依赖层级机构和指令运行的企业组织，也区别于依赖专业分工和价格协调的市场组织。

在疫情防控紧急，涉及规模大、种类多的资源调配时，平台可以弥补单个企业资源有限而市场协调有时滞的缺陷，在短时间里，动员和协调生态中的人员、技术、设备，提供规模庞大的响应服务。武汉城内滴滴平台提供每天数千次的医护人员接送服务，九州通快速再造了捐赠物资的物流体系，京东不间断地提供防疫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及时配送，腾讯和阿里开发了可覆盖几亿人的健康码体系，可以想象，没有数字平台为依托，短时间里是无法完成这些巨大的应急工程的。

最后，数字技术快速响应的敏捷性特征提高了疫情防控措施的动态适应性。疫情突发情况下，常规化的行政管理流程和社会协调机制难以适应防控措施的“战时”需求，借助数字技术则可以迅速构建新的组织形态和反应机制。以社区管理机构为例，这个临时性组织一般由物业公司员工、居委会职工、志愿者等多方人员构成，承担小区封闭管理、人员出入检查、快递物品分发、相关人员隔离等复杂的任务。如果没有微信的群交流功能，没有文字、视频、音频等多样化的沟通方式，很难想象，成千上万个这样的机构能够在一夜之间建立，并有效地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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